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通过鼓励引导和逐步采取强制性手段等途径，解决日益凸显的“垃圾围城”与“垃圾下乡”问题。 新华社发

□记者 吴 韬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垃圾处理成为一道绕不开的课题。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通过鼓励引导和逐步采取强制性手段等途径，解决日益凸显的“垃圾围城”与“垃圾下乡”问题。现实生活中，如何真正让垃圾分类这项制度落地见效？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访。

提升居民参与意识，应创新激励机制

4月16日临近中午，家住省会桥西区石药宿舍的王女士开始忙活一家人的午饭。切完青菜，她抓起一把不要的菜梗投进厨房的垃圾桶，转身又把家里拆下的几个快递包装盒塞进了桶里。

“垃圾分类很麻烦，家里不能一直摆那么多的垃圾袋呀！平日里大家都是随意放置垃圾，放满一个桶再放另一个。”王女士表示，自家垃圾不分类的原因有二：一是真正实现垃圾分类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二是自己家里和小区里没有那么多的垃圾分类设施。

像王女士这样处理垃圾的人并非少数。记者在省会多个小区和裕华路沿线随机采访了十几位市民，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对生活垃圾进行任何分类处理。提及原因，市民刘女士的回答颇具代表性，“现在的分类垃圾桶颜色各异设计得都很漂亮，也写着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字样，可究竟哪些垃圾是可回收的，哪些是不可回收的呢？实在搞不清楚到底该如何分类。”

垃圾分类和老百姓生活密切，但为何践行者寥寥？

“居民看不到分类的好处，也看不到不分类的坏处。完全靠鼓励、倡导和宣传很难说服居民去践行垃圾分类。”河北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孟庆瑜表示，人们对于垃圾分类有意识，但对具体操作细节却不太清晰。要将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细致地传达给每个居民，不仅需要足够的宣传和专业的指导，更需要让居民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配合。

“垃圾分类是件人人都能做到也能做好的小事，但习惯的养成既需要公众的自觉，更需要政府的倡导和完善的激励机制推动。”孟庆瑜说，我国不少城市已经在进行相关尝试，并取得不错效果。在杭州和长沙，专业环保公司与周边商户合作，建立可以兑换的垃圾分类积分奖励机制，居民可用积分到社区周边商户和专门兑换中心购买商品或换取礼物。

完善法律法规，推动配套设施改造

“再往前点，好了，停车。”

4月15日凌晨4时，省会某小区一单元楼前又迎来了清理垃圾的三轮摩托车，两名小区保洁人员从车上跳下，熟练地将车前的垃圾桶一一整理，随后将所有的垃圾统统倒入车后没有任何隔层的翻斗内。

“生活垃圾分类，从投放、运输、处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哪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体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孟庆瑜表示，如果未构筑起分类投放、运输系统，垃圾分类后混收混运依旧，必然难以改变整个垃圾分类的困局。

化解垃圾收运“一锅烩”难题，苏沪浙三地的经验或许可供借鉴。近年来，三地推动实施垃圾运输车辆的配套和分类改造，逐步实现“一种垃圾、一种车辆收运”或实施运输车单独分隔、单独分装，避免“垃圾分、混装运”现象，并配置了专门的有害垃圾收运队伍，基本实现分类处理。其中上海市为严控“混装混运”，还对未实行垃圾分类或分类不符合要求的单位，建立了“首次告知整改，再次整改后收运，多次违规拒不整改的，拒绝收运并移交执法部门处罚”的“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目前我国仅有少数城市出台了垃圾分类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孟庆瑜建议，将垃圾分类设施建设按“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功能纳入城镇总规划和社区建设，推动垃圾分类配套设施改造，加快生活垃圾收运网和废旧物资回收网实现深度融合。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构建完整产业链

“垃圾分类的目的是将垃圾分别投放，并通过分类清运和回收使之变成可用资源重新利用，只有将垃圾的末端处置环节做到位，才能保证垃圾分类的价值。”孟庆瑜说。

“但很显然，想要建起符合资质、有足够能力的垃圾分类回收处理厂不但需要投入较高成本，还需要一定的技术和政策支撑，无论政府或是企业仅凭一己之力很难做到。”

破解垃圾分类困局，石家庄走出关键一步。前不久，该市出台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2018—2020年），明确在“八区一县”城区范围内的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强调吸引资质企业、骨干环保企业等社会力量全过程参与统筹实施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置有毒有害垃圾，并要求各区（县）人民政府、管委会要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处理设施和监管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公共财政投入，鼓励购买第三方服务，保障垃圾前端分类、中转收运、终端处置等所需经费，为垃圾分类工作有效开展提供坚实可靠的资金保障。

“要尽快转变‘废品回收市场主导、垃圾处理政府主导’的观念。”孟庆瑜建议，政府部门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处置环节，并给予其政策优惠和资金补贴，依靠市场和政府的双驱动，构建起垃圾分类投放、运输、处理系统，真正形成完整的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