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锡林

喜欢陶渊明，一部《陶渊明集》便是案头必备。最难忘记那篇《桃花源记》：“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初读此篇，心里恍恍然如受蛊惑，以为桃花源是“仙乡”。读到渔人既出再访，却“不复得路”，心里不免怅然。想想也是，陶渊明造出如此一个绝妙去处，哄得人如痴如醉，却又亲手关上进入的大门，使人可望而不可即。

其实，《桃花源记》作于义熙十四年，当年，陶渊明刚满五十四岁。

陶渊明一生爱酒，有人统计过，一部《陶渊明集》有诗文一百四十二篇，带有“酒香”的作品多达五十六篇。魏晋时代，门阀等级森严，陶渊明祖上虽是少数民族，到了曾祖陶侃，却成了东晋的开国元勋。祖父、父亲都曾做过刺史，所以一开始，他的生活应该相当优裕。陶渊明刚长到八岁，父亲就去世了。此后，他的衣食却也不用发愁，毕竟还有三代居官的“祖荫”可供生活之需，而不至有“冻馁之虞”吧。

四十岁之前，陶渊明几次出仕，旋又辞官，虽说为生活所迫，却不至于没酒喝，更不至于讨饭、饿肚皮。据说，他在彭泽任上时，有公田三百亩，“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种秫何为呢？当然可以酿酒。这些资材，很有点富家子的做派。辞官以后，这种不愁酒喝的日子，仍然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一面躬耕于南亩，一面饮酒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当起了“浔阳名隐”。

陶渊明四十一岁，出任彭泽县令。出仕的缘由，他自述为“耕植不足于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孰料不久，即挂印而归。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这便是后人推崇的“靖节”之节。

当年，王羲之也曾辞官归去。王羲之素以书法自负，王述与之齐名。王羲之有文人相轻的毛病，对别人有点看不起，他们中间还闹了些小过节。后来，王述高升，他心里便大不自在，于是跑到祖坟上大发牢骚：“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信誓旦旦，一本正经，甚至有耍脾气的感觉。此后，王羲之果然辞官，采石服药，游诸名山，舒舒服服地过着名士的日子。不过，他辞官之名却终究未彰于世。

晋人推崇散淡、洒脱的风尚，王羲之和陶渊明的官说辞就辞了。魏晋时期的名士们，都这么“死心眼”。

彭泽辞官归来，陶渊明痛悔不已地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眺望未来生活，他憧憬不已：“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乡居图呀。

此后数年，陶渊明的乡居生活相对安定而闲适。守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或早出晚归“开荒南野际”，或与“墟里人”对酒话桑麻，关心的是庄稼的长势，担心的是一年的收成。每日的劳作辛苦而富有诗意，“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每日的乐事不外饮酒赋诗，“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

这种生活，在他人生的晚年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要说每天的酒，即使填饱肚皮也很困难：“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这首《乞食》诗，真切地反映了晚年时期陶渊明的真实生活状态。早年激情不见了，中年时的浪漫和闲适不见了，留在诗里的，只有生活的苦涩和依旧不变的真率与豪爽。

如果说此前的陶渊明看淡世事，虽然甘于归隐，却又不失对人生理想孜孜追求的话，那么，经过艰难生活的磨难，陶渊明对社会和生活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以前的陶渊明，生活在桃花源里，而此后，又从桃花源里走了出来。作为一位诗人，他依然歌唱，但其歌喉中吟出的，已不仅仅是怡然自乐的田园生活，更多的是对艰难人生的感喟与悲歌。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为后人留下了令人憧憬的理想之境。其实，饱经忧患与沧桑的陶渊明十分清醒。当他怀着不尽的依恋从“桃花源”中走出之后，便毅然关上了进入“桃花源”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