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安

去年我国可可西里、鼓浪屿申遗成功带来的关注热度仍未褪去，7月2日在巴林麦纳麦举行的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又审议通过将中国贵州铜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梵净山成为我国第53处世界遗产和第13处世界自然遗产。在专家看来，因为申遗过程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景区在申遗成功后调高票价、加速商业开发相对正常，但实际上，过去多年，世界遗产对于各地的游客吸引力普遍被高估了，地方政府和运营方即使要开发，也一定要把握好度，以免触碰红线影响得之不易的申遗结果（7月3日《北京商报》）。

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不属于任何个人，也不属于所在地政府。世界遗产地的居民，只是它的守护者，而不是独有者。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首先拥有的是责任，我们所被赋予的权利，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守望这些人类的共同历史记忆。显然，在保护和利用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做出保护优先的选择，这一选择艰难而神圣。同时，世界遗产的保护需要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入，这也是对当地文物保护意识的严峻考验。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教训。

早在2007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因为“旅游业过度开发、遗产地不堪重负”，中国曾有包括丽江古城、故宫、颐和园在内的6处世界遗产被亮“黄牌”。而武当复真观改建成三星级宾馆事件、曲阜孔庙水洗事件、故宫星巴克事件……都在媒体曝光后引起舆论哗然。世界遗产被“过度开发”事件屡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地政府申遗的目的并不单纯，甚至是以申遗作为旅游开发的无形资源。重开发，轻保护，已经让许多自然和文化遗产遭到了不可恢复性破坏，这样的教训足以使后来者刻骨铭心。

近年来，中国申遗的成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实体及其保护管理的认同与肯定，无疑这是巨大的荣誉，可喜可贺。然而，如何进一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依然任重道远。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往往把如何利用“世界遗产”的名头获取经济收益当作首要目的，忽视了科学传承和保护，结果是得不偿失。所以，申遗成功只是第一步，有效计划，加强管理才是关键。一方面，按照世界遗产保护的相关规定以及保护承诺等要求，当地相关部门应制定出科学的保护传承规划，并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在专家论证、民意征询的基础上，出台科学的保护和传承方案，同时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另一方面，逐步加大对“世遗”保护传承的支持力度，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多方利用联合国专项保护基金等，为“世遗”的保护传承奠定扎实的基础。

毋庸置疑，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众望所归。但申遗不是目的，正如作家冯骥才所说：“申遗是保护的开始，不是开发，不是创造，更不是打造。”我们应尽快从申遗成功的狂欢中冷静下来，踏实做好遗产保护规划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