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军

东汉时苗一直以清介闻名，很多诗人、艺术家也饱蘸激情，为之大倾笔墨。《蒙求》《幼学琼林》等启蒙教材，则崇为标杆，诲育后人。后蜀皇帝孟昶，竟将其洁操高行定为法规，颁令效行。

时苗，东汉末年河北巨鹿（今邢台市平乡县）人。魏郎中鱼豢所撰《魏略》，将其列入《清介传》中。所谓清介，即清正耿直的意思，其中的赞许、激赏和钦敬之意，不言自明。到了宋代，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依据魏本为其挥洒了三百二十余字。注曰：“出为寿春令，令行风靡。始之官，乘薄軬车，黄牸牛，布被囊。居官岁馀，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谓主簿曰：‘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苗不听，时人皆以为激，然由此名闻天下。”从中可以看出，去官留犊，不贪分毫，正是时苗青史流芳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时苗的家乡和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安徽寿春，也记载了这件事，或可与其相互补充和佐证。《顺德府志》记曰：“初之官，用牛牵车至县，岁余生一犊。及去留之，谓父老曰：是尔土所生也。初来无此，不可以归。”《寿县志》也证明：“教民有法，平昔以廉守自儆，在官之日，不外观，惟一牝牛，驾轻车而已，踰年，牝牛生小犊，苗适 ，归里，乃曰：牝牛是吾所有，小犊长育于斯土者，吾不敢携归乡闾也。民感其意，相送于道。”

尽管生离死别的小牛犊肝肠寸断、哀哞不已，尽管百姓万分诚恳，甚至不惜攀辕卧辙力劝其将小牛犊带走，但都没有使铁石心肠的他改变主意，仍毅然决然地挥手远去。当时的人们，都认为他太过偏激，有悖常理，可他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事情。那么，两者之间何以会产生如此截然相反的认知呢？或许，清介二字，可助人窥知一二吧。

裴注曰：“扬州治在其县，时蒋济为治中。苗以初至往谒济，济素嗜酒，适会其醉，不能见苗。苗恚恨还，刻木为人，署曰‘酒徒蒋济’，置之墙下，旦夕射之。”时苗乘着一辆破旧的牛车，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好不容易来到寿春赴任，简单安顿一下，即去拜访治中蒋济。所谓治中，专门负责一个州的官吏任用迁转与记录功过，属于州刺史的高级佐官之一。蒋济，因其扬州郡治所就在寿春，故而，蒋济就是寿春令时苗的上级领导。

让时苗想不到的是，这个在他心目中可堪顶天立地的蒋大人，竟然喝得酩酊大醉，对毕恭毕敬前来报到的下属，根本无法接见，让兴冲冲前来谒见的时苗，顿时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他“恚恨”了，认为这不仅是蒋的无礼，也是赤裸裸的渎职行为。于是，愤懑不已的时苗回到县衙，制作一个木人，上面刻有“酒徒蒋济”字样，将其放在墙角，每天早晚必引箭射之。尽管大家都认为他的行为不够君子，但他丝毫不以为意，每天照射不误。由于他的各项工作都出类拔萃，无可挑剔，因此，大家也只好听之任之。

后来，时苗离开寿春。这次，他除了为令，还担任了郡内的中正，这是个品评鉴别官员优劣、评定官员等级的官职，为上司选拔任用提供依据，可以说具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权力。这时的时苗，依然原则性极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毫不通融，绝不迁就。哪个官员的缺点、私弊和短处，即便时间过去很久了，他的心里仍然记得清清楚楚，不会轻易原谅和放任。哪怕后来蒋济发达了，担任了“三公”那样的高官，时苗仍然不改变自己的看法，绝没有一丝一毫的巴结和阿谀。

为此，《太平广记》将其归入“褊急”一类，也就是气量狭小、性情急躁之意。其实，还是裴注更为恰切和客观，说他“少清白，为人嫉恶”。一个从小就清白的人，特别是嫉恶如仇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模棱两可、明哲保身、八面玲珑的人呢？清白、刚正、耿直，不会也不屑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时似乎不近人情。其实，这恰恰是一名官员应该具有的品质，不然，何以有肝胆，有担当，为民做主，为民请命呢？这样的人，历史会记住他，一方百姓更会牢记在心。

比如，“教民有法”“廉守自儆”“不肃而治”与“相送于道”，等等，都算满含敬意和正能量的词语，充分显示出时苗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事实也正是这样，留犊池、留犊坊、留犊祠、留犊祠巷等故事，千百年不衰，就是最好的明证。

时苗的清白、方正、耿直，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在东汉末年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弥足珍贵，也颇不寻常。时苗留犊的背后，显然是有壁立千仞，凛然难犯的清介为根基的，否则，无源之水必难远，无本之木必难长。时苗的清介，无异于一面人生明镜，在它的面前，可以照出好多东西，甚至许多隐身有术、难觅踪迹的东西，也会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