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孔子曾对儿子孔鲤说过一段话，语出《论语》：“（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孔夫子要他儿子读的诗，即《诗经》，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一共三百余篇，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当属搜集各地群众创作的民歌，以及祭祀、朝拜、典礼与庆典所用的赞歌颂词而成，故通书不署作者名。《诗经》有今古之别，现在通行的为毛亨（大毛公）和毛苌（小毛公）的辑本，故又称“毛诗”。尊之为“经”，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事了。
文学的肇始，源远流长，其说不一，很难定论。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谈到文学的缘起，很具说服力。
“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文学，是人类劳动的结晶。20世纪中叶，我曾到基层劳动锻炼，由于极其劳累的体力劳动，才体会到了文学与劳动的密切关系。
那时，在京广复线汀泗桥横沟桥区段从事换轨工作，人力抬全长12.5米的重轨，至少要十多人一齐作业，于是，我也不学自会了与工人师傅一齐喊号子，便成为一个“杭育杭育派”。老工人告诉我，号子不跟不行，必须跟着喊，且要喊出声，才觉得肩头轻快。这样，因为杠棒压在肩膀上的沉重，老工人说的“轻快”，轻是说不上的，喊一喊号子，快感倒是有一点点，因此，切身感受到了鲁迅先生这个论断的正确。当然，世间万物的兴起，并不千篇一律，文学艺术的发生与人类劳动关系密切，这是很自然的。
因而想到，音乐的初始阶段，也许那第一个音符，很大程度上来自“杭育杭育派”的号子，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劳动创造这个世界时，先是音乐，再是诗歌，此后才有文学。这些美学产品，应该是按以上次序逐个形成的。这样，也就理解诗歌与音乐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
大家都知道，从《诗经》起，一直到唐代，凡诗，总是能够咏之歌之者，甚至因此出现很多职业歌手，比如今的歌星还要红。如杜甫诗《江南逢李龟年》，这个李龟年，就是当时的顶级歌唱家。很遗憾，宋以后，诗词进入书斋，便只有文人自己吟啸了。“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出现的白话诗，不那么风行的原因之一，有可能就是由于既不能吟，更不能啸，尤其不能唱，而受到传播的限制，以致数十年来，还不曾出现应声而歌、有口皆碑的轰动影响。
通读《诗经》的第一所见，几乎每一首诗的句末，都脱不了“兮”字，这就是音乐留在诗歌中的残余痕迹。这个相当于现代语“啊”“呀”的文言助词。其实，类似“杭育杭育派”的“杭育”，是个虚词。单以文字论，可以说它没有什么意义，但要是唱出来的话，以音乐形式表达出来的这个“啊”或者“呀”字，便可能听出来感情的宣泄，心绪的流露……
《诗经》和《左传》是很有文采的两部古籍。《左传》中引用了很多《诗经》的词句，大概有二百多处。因此，根据《左传》，大约可判断出这部最古老的诗集，产生在西周，盛行于东周，春秋时期的《诗经》，成为当时上层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孔子与儿子的谈话中，便可了解，《诗经》和礼、乐、射、御、书等，同属于当时贵族的功课。“不学诗，无以言”，强调到此等程度，《诗经》在历史上承载的使命，似乎还不仅仅是文学。
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有一段对唱的场面，全部引用《诗经》，这种“以诗言志”的赋唱，可能是当时大排场中的必有节目：“他日，公享之。”公，即秦穆公，设宴款待出亡在此的晋公子重耳。晋公子重耳离开他的国家，流落在外，至今已经十九年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秦穆公是待他最友善的，他当然期望能得到秦穆公的帮助回到故国。于是，“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河水》一诗，毛诗不载，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诗经》旧本上的诗，随着旧本亡佚而失传了。也有研究者认为，《河水》一诗，其实就是毛诗中《小雅》的《沔水》，起首两句“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就表明重耳的宗旨了，他唱这两句，就是专门让秦穆公听的。即使今后回到晋国，也会像百川归海般忠诚追随秦国，无非是向秦穆公效忠的正式表态。
秦穆公的《六月》，则是一首赞美周宣王时代尹吉甫北征玁狁，大获全胜的诗歌。秦穆公之所以唱这一首，除了情不自禁地炫耀自己，也透露出很想像尹吉甫那样打上一仗，帮一帮重耳的意思。多年来，一直追随着重耳逃亡的赵衰，听出秦穆公的诗外之意，连忙让“重耳拜赐”。看来，通过这两首诗，各自表达了心意，要是用直白的语言说出来，得费多少口舌呢。
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的说法，稍有不同：“缪公大欢，与重耳饮。赵衰歌《黍苗》诗。缪公曰：‘知子欲急反国矣。’赵衰与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谷之望时雨。’”
赵衰唱的这首《黍苗》，也在《小雅》中，开首两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即“百谷之望时雨”之意，寄期望于秦，而其中一节“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直接将其归国之心，通过这首《诗经》上的《黍苗》，公开地表露出来。
由此看来，文学的出现固然与劳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文学更是时代的呼声，必须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犹如孔夫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不与时代同声共气，文学家就没有发言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