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周聪聪

［阅读提示］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它的编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浩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它基本囊括了清乾隆以前各学科领域各学术流派的重要典籍。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部享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美誉的丛书，与河北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不仅它的总纂官纪昀是沧州献县人，而且曾贮藏在避暑山庄文津阁的《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唯一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一部。

如今，这份情缘又有了新的注解。日前，省文联与河北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双方拟共同编纂《四库全书丛编》。而在《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的故里，一些书法艺术工作者正在重抄《四库全书》。

总纂官纪昀功不可没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囊括了清朝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文史百科典籍。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合计10254种，172860卷。

纂修如此巨制鸿篇，不仅需要巨大的财力和物力，还需要专门的组织机构和大量学者的共同参与，此外，一位总览全局、博学多才的“通儒”对于编纂工作至关重要，而纪昀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术巨人。

纪昀，字晓岚。他生于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的一个世族大家，从四岁起开始读书问学，以过目不忘、才思敏捷被称为“神童”。乾隆十二年（1747），他在顺天乡试中一举夺魁。几年后，他又高中甲戌科进士，从此步入翰林院。

在人才济济的翰林院，纪昀大展才华。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正式开馆后，纪昀被举荐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与陆锡熊、孙士毅一道主持并负责全书的编纂审核工作。纪昀也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活动。

为了如期如愿完成大业，清廷特设四库全书馆。据统计，先后任职四库全书馆并正式列名的朝廷官员和文人学者达三百六十人之多。

虽然参与编纂的人数众多，且多为乾隆时期第一流的学者，但总纂官却是极为重要的角色。总纂官上有正、副总裁，但他们大多只是挂名并不直接负责具体事务，其下的纂修官也只负责部分书籍的具体编纂工作，而总览全局、“撮举大纲”、主持全书的编纂勘阅事宜，发挥“斟酌综核”的主导作用，就全要倚仗总纂官。

作为总纂官，纪昀不仅负责全书的编纂工作，还直接审核各书，决定取舍。以进呈书籍的校阅为例，为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征书活动，数年之间，翰林院即“收过各省采进及各家进呈各种书籍，共计一万三千五百零一种”。对众多的书籍进行甄别采择、考证编纂绝非易事，所有经纂修官考订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的书籍，最后都要集中送到总纂官处逐一进行检阅比勘，决定各书取舍等，其工作量之巨不言而喻。

在繁杂的审核工作之外，总纂官还要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根据程序，纂修官在对书籍进行审核校阅的同时，要为其经手的每一种书籍撰写一篇详细的提要，包括作者的生平、书籍的内容，并评论内容上的是非得失等。撰写完毕后便将提要夹粘在书里，集中送到总纂官处，由纪昀全面负责审核、修改、定稿。在陆锡熊等人的协助下，纪昀对每一篇提要反复进行考证和修改，字斟句酌，再三润饰，经过修改定稿的提要，集中反映了一代学者的学识和水平。

此外，纪昀等人还要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通盘考虑，排比编次。同时，在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并对其下所分四十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

在编纂《四库全书总目》的同时，乾隆考虑到方便利用的问题，下令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以下简称《简目》）一书。《简目》省去了部类的总序和小序等，只记载著录书籍，提要文字也十分简练，此书大大方便了《四库全书》的查阅，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毫无疑问，《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不容忽视，此中辛劳不言自喻。四库全书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

由于种种原因，《四库全书》中的不少书籍直至乾隆末年仍未完成，造成了书成之后仍有部分空函待补的现象。于是，在乾隆末年以及嘉庆初年，纪昀陆续主持参与了《四库全书》的补遗工作。至嘉庆九年（1804），历经三十多年的努力，《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空函书籍的缮写、校勘、排架等事宜终于宣告完成。

在同时担任总纂官的三位学者中，孙士毅任职短暂，陆锡熊入馆较晚而又早逝，“始终其事而总其成者”唯有纪昀，他为《四库全书》的修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珍藏文津阁百余年

2018年10月9日，国家图书馆开库展览了馆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很多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得以一睹真容。

因是清代编撰而成的七部《四库全书》中唯一原书、原函、原架一体存放保管的一部，文津阁《四库全书》被国家图书馆奉为四大专藏之一。

而这部稀世珍品，最初就保存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

为了妥善保存卷帙浩大的《四库全书》，乾隆先后下令仿效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的规制，在全国修建了七座皇家藏书楼。这就是著名的四库七阁。即：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盛京（今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为方便江浙士子阅览而续抄的三部《四库全书》，送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

由于文津阁与文渊阁、文源阁和文溯阁，都在清廷的宫禁之中，又同在北方，被称为“内廷四阁”或“北四阁”。而此后在江、浙建成的文澜阁等三阁，则被称为“南三阁”。

文津阁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次年夏即竣工，是内廷四阁中最早动工兴建完成的藏书阁。但因文津阁本是北方四阁本最后一部抄成的，文津阁贮藏《四库全书》的时间并不早。

乾隆四十九年春，第四部《四库全书》誊录完毕，于次年春天先后分四批运至文津阁。

“渊”“源”“津”“溯”……七个藏书阁取名从水而立意，建筑样式仿效明代建筑“天一阁”，以求阁书永存。但随着王朝由盛转衰，七阁巨著命运多舛，结局不一。

文源阁本随着圆明园被毁的一场大火化为灰烬；文宗阁、文汇阁本毁于太平天国战争；文澜阁本也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其后经过几次补抄及整理终成全本，现珍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综而观之，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动荡和内忧外患中，七阁本中内廷四阁的《四库全书》幸存三部，即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本、珍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文渊阁本和甘肃省图书馆的文溯阁本，江浙三阁的《四库全书》仅存文澜阁本这半部。

而在幸存的全书中，文津阁《四库全书》不仅保存和管理比较正常，而且基本未受到战乱的影响，是保存最完整的一部。

根据乾隆的谕旨，每座藏书阁都专门设置官职，制定管理章程。自全书送藏后，文津阁便按照文渊阁曝书之例，每年夏天抖晾一次。道光以后，抖晾之例停止，管理也渐松弛。同治初年，文津阁因年久失修，阁顶部分坍塌，雨水渗漏，书籍浸湿现象严重。同治六年（1867）五月，进行了修葺，改黑琉璃瓦为布瓦。随后受潮数十函书籍经晾干后重新贮藏阁中，藏书阁重新恢复曝书之例，所需经费从经管衙门“公项支给，归于年例开销”。

光绪二十年（1894），热河总管大臣世纲等奉命查点文津阁《四库全书》及各宇殿陈设书籍，查明文津阁全书除经部《日讲诗经解义》一书，原未补入，有函无书外，其他书籍基本无阙卷现象，还将文津阁《四库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注明卷数、作者，呈报朝廷。

宣统元年（1909），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决定将文津阁《四库全书》移交该馆收藏，但还未实行，清王朝即被推翻。民国政府成立后，教育部接管学部，认为京师图书馆“为首都册府”，应该收藏《四库全书》，便请示政府将文津阁《四库全书》移交京师图书馆。

1914年，全书连同书架一并运到北平（今北京），1915年正式移交京师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前身，今国家图书馆）。经该馆整理后，全书按原架陈列。

至今，这部《四库全书》仍珍藏于国家图书馆中。

200多年后的“复查”

由于《四库全书》均为抄录而成，又因卷帙浩繁，即便严加审核，难免出现疏漏讹误之处。

在《四库全书》编纂、缮写完毕，甚至贮阁之后，乾隆曾下令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复校工作。机缘巧合的是，这两次复查的起因，均与文津阁有关。

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乾隆驻跸承德避暑山庄，在翻检《四库全书》时，发现“其中讹谬甚多”，他由此想到“文渊、文源二阁所贮《四库全书》，其讹舛处所，亦皆不一而足”。于是下令对内廷四阁全书进行全面复查。

经过一番复查，《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有所提升，但仍有不少“漏网之鱼”。

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乾隆在避暑山庄偶然翻阅文津阁全书，发现“扬子《法言》一书，其卷一首篇有空白二行”，为此乾隆大怒，篇首空至两行，显而易见，开卷即可了然，足可见复查是“虚应故事”，于是再次下令将四阁全书“有似此脱误者，一体抽阅填改”。于是，文津阁全书的脱漏，再次引发了内廷四阁全书的全面复查。

200多年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复查”从河北发起，不同的是，这次的“复查”增添了更多新的内涵。

日前，省文联与河北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双方拟共同编纂《四库全书丛编》（以下简称《丛编》），旨在对《四库全书》进行重订重修。与学术研究同时进行的，《丛编》还通过省书法家协会面向社会征集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书法家抄写经典书目，以“千人千卷”“名家荟萃”的形式呈献。2018年10月15日，首期《四库全书丛编》缮录培训班暨抄录工作在沧州全面启动。

“《四库全书》在成书过程中存在的封建时代不可避免的抽毁、避讳，以及衍、脱、讹等，影响了库书的文献价值和学术地位。”河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金柱介绍，《四库全书》项目由省文联立项，河北大学负责《四库全书丛编》的整理、勘误、校注、出版工作。

据了解，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清代统治者对各类书籍进行了非常严格的审查，以取缔所谓“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著作。

在校阅各类书籍时，历代学者撰写的著作中一旦被四库馆臣认为有“悖逆”之处，或者编选之书有“违碍”条目，即被撤出销毁。即便已收入《四库全书》，在校勘过程中发现此类问题，也都会部分地抽毁、改易，甚至完全撤出销毁。

所谓“悖逆”“违碍”之处，主要是指直接称呼清朝为“胡”“狄”“虏”“夷”之处，而且宋元以后的著作中使用上述词语称呼金朝、元朝之处也要被删改。

“禁书与抽毁的结果，不仅使许多有学术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也使大量书籍失去本来面目，给《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刘金柱解释，《四库全书丛编》定位于集编纂、整理、勘误、缮录于一体的重大学术工程，不仅对抽毁、避讳以及衍、脱、讹、倒等问题进行勘误修正，而且融入近代以来对《四库全书》相关文献研究的新成果，其价值不仅在于对史料的还原，更在于对《四库全书》的进一步再造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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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知多少

《四库全书》因何得名？这样一部鸿篇巨制怎样编纂而成？提起《四库全书》，这部文化巨著几乎无人不知，但谈起该书的诸多细节，人们又往往知之甚少。

《四库全书》之“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经是指儒家经典和语言文字方面的书籍；史是指历代史书和地理方面的书籍；子是诸子百家的著作；集则是诗词歌赋类的作品。因《四库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主要图书，故称全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的认可。于是，乾隆下令从《永乐大典》中辑校珍本秘籍，并在全国广泛征集图书，同时采购社会上流传的通行本，挑选清内廷收藏的图书，再把所有的书籍都汇集起来，统一编排，定名为《四库全书》。

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就此拉开序幕。

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之后，朝廷很快设立了四库全书馆，由皇帝任命皇室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总裁、副总裁，并特别征召翰林院和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入馆担任纂修官，从事考核编纂工作。

根据书籍的不同情形，纂修工作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当时社会上已经失传的珍本、善本；二是对清代历朝皇帝下令编纂的各种书籍以及宫内各处收藏的图书进行校阅修改，并奉命编纂各种书籍增入《四库全书》；三是对全国各地进呈至四库全书馆的图书进行斟酌取舍、考证校勘。

纂修人员对以上各书提出具体意见。大体来说，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刊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泛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

各类书籍经乾隆过目之后，其中的应刊各书便交由武英殿刻书处予以刊刻，此即后来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刻之外，应刊各书与应抄各书一并送至武英殿缮书处，逐一抄录成册，此即“著录”书籍，这便是后来各藏书阁收藏的书籍。

整理/记者 周聪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