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亦彭

写人物难，写历史人物尤其难。作家二月河写了，留下了一份文学遗产，他自己也成了历史人物。

一部文学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很私人，是作者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的集中体现。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一部文艺作品更多的是社会性，要接受读者的审视甚至考问。这些也恰恰是作品的价值所在。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总能让读者产生共鸣，这种共鸣是读者对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的认同。

二月河的作品正是如此。

他笔下的人物之所以能够引起议论甚至争论，是因为这些人物，更像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这种鲜活的人物形象，读来让人熟悉，仔细一想，却又似是而非。从他笔下的人物身上，读者读出了最远也是最近的距离。你知道他们都是历史中锦袍玉带的人物，但几卷读来，你会发现这些人也有喜怒哀乐，他们也会黯然神伤甚至顾影自怜，他们也会嬉笑怒骂甚至家常八卦。在这群帝王将相的华服之下，亦能看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周遭各色普通人的影子，真实得让人恍惚，这就是出色的文学塑造，而这恰恰又是读者喜闻乐见的。在《雍正皇帝》一书中，雍正请方苞吃饭，怕方苞拘束，自己吃完后，不但找借口先行回避，还嘱咐方苞“能吃就多吃些”。而最后那句“糟蹋了也是暴殄天物”，让读者觉得这位“冷面天子”，脸虽冷，心却是热的。这些随时随处可见的日常的琐屑，让他笔下的历史人物，褪去了神圣光环，从“画像”回归到人，而且是凡人。

凡人化的艺术形象，可以拉近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但还不够。好的艺术作品，还需要“沉浸”，以语言作为基本载体的文学作品更是如此。这样的作品常常通过情境让读者“沉浸”，而这种情境的表达主要靠故事。优秀的作家往往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二月河也不例外。他通过一个个形象鲜明的人物，建构起跌宕起伏的故事，用故事将读者带到作品中。很多时候他不是在写人物，而更像是在让人物同读者对话，向读者表明心迹，让读者自己有个判断。《雍正皇帝》中，十四阿哥胤禵从西北奉旨回京给康熙奔丧一节，便是如此。路上，胤禵夜宿古庙“脸上早已满是泪痕”。作者笔锋一转，点出他的眼泪并不是为父亲而流，而是为他争夺皇位失败而流。他怨“酒囊饭袋”的盟友，怨奴才办事不力，然而他却忘了夺位是他自己的事，旁人又如何能全心全意替他做。这里没有卓尔不凡的王爷，也没有不可一世的“大将军王”，更没有遭丧父之痛的儿子，只有一个在竞争中落败的失意者。这样的描写，让原本生存于纸面上的历史人物，立体鲜活地走进读者的世界，融入读者心中。

二月河军旅出身，人民子弟兵骨子里那种与人民的血脉联系，不只充分表现在作风上，也可以诉诸笔端。他写的是帝王将相，却都是百姓模样——有什么能比老百姓爱看、爱聊这部作品，更能说明作品本身的成功呢？

每一份职业，都有自己的操守与尊严。如果说“真实”是作家的操守，那么“格局”就是作家的尊严。所谓格局，就是作家对世界的认知；而对周遭环境的深刻认识，则可称之为“有格局”。二月河的写作是有格局的写作。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写作观，作品集中体现了对“人”的关怀。

他以王侯将相之名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在他笔下，皇帝只是穿着龙袍的普通人。这样的身份转换，让二月河笔下的“天下”，更多的是一个“人”眼中的世界，而非“神”眼中的世界。他笔下的“天下”没有完美无瑕的圣人，有的只是一个个明知现实残酷但仍奋然前行的凡人。凡人的世界，注定是不完美的。正是这种不完美，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了历史的可能。“天下”是人的天下，天下的故事自然都是人的故事，而人的不完美，决定了这些故事必然会有一根追求完美的红线，尽管很多时候并不尽如人意。在二月河笔下，即便是雍正皇帝也常常被周围人哄骗，“就连下棋这点小事，是赢，是输还是和，都全是假的”。正因为“这日子过得太没意思”，让雍正皇帝更加坚定了改革弊政的决心。

文艺作品是时代精神的使者，优秀的历史文学尤其如此。

二月河早年投身红学研究，字里行间都多少带有点儿“红楼”气：文白间杂，有天上宫阙，更多的还是人间烟火。但如果只是注意到他文本之中的这种自带的所谓“时代感”，未免肤浅。二月河生于1945年，40岁才开始写作，然而并不算晚。一个时代，只有切身的经历，才能有更加深刻的体会。时代的变迁，对二月河不仅是一种记忆，更是一种印记。这样一种印记，让他笔下的康熙、雍正、乾隆，各有不同的面貌，这些面貌又共同构成了一部以三代人为线索的奋斗史。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家应当引领时代的风气，即使是讲故事，也代表着时代的风貌。二月河的写作，以作家的笔触为历史写下注脚。这个注脚，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有正能量、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也因此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喜爱和尊重。

纵观二月河的写作，最清晰之处就是他明白自己的作品是写给谁看的，更明白自己站在哪里。正是基于这两点，他作品中一切技巧与视角所服务的核心就是读者，而读者正是万千百姓，这种鲜明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正体现了文艺的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