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秋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对作家提出了新要求，赋予了作家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即要认识新时代，反映新现实，坚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改革开放40年，神州大地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以农村为例，当今的农村与农民，已经不再是我们曾经熟悉的农村与农民了。无论是可见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乡风民俗，还是看不见的思想、情感、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变化带来了发展中的新矛盾。

李延青近期的小说《发小们的病》（载《长城》2018年第6期）和《白头儿火柴》（载《中国作家》2017年第10期），以巧妙的构思和极具冀西山区地方特色的人物和事件，反映出当今农村在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理想缺失和价值迷茫等日益成为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亟待解决的难题。

《发小们的病》描述了村支书逢时和一些村民的理想缺失及其原因。天民和逢时是一块长大的发小，但如今的关系却悄然发生了变化，曾经无话不谈的好友，现在变得陌生和互不理解了。这种不理解突出地表现在对村里地块最大、最适宜种庄稼的“八亩地”的争夺上。

逢时在鲤鱼川当村支书多年。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八亩地”买到手，盖一座自己的庄园。天民多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村里，看到一片片撂荒的土地，看到昔日的绿水青山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山，看到村里人情淡漠、空空荡荡的样子，心里非常难过，经常一个人坐在一个地方默默发呆落泪。他想不透将来农村会怎样发展，是什么样子，但无论如何，他坚信农村不能不种庄稼。他反问：没有庄稼的农村还是农村吗？为此，他用全部积蓄买下了“八亩地”其中的六亩，逢时想出高价从他手里买过来，天民就是不卖。最终，逢时因病去世，天民决定竞选下一届村支书。

从表面上看，逢时死于疾病，实则是被他过分膨胀了的“私欲”所害。私欲导致了短视。所以，作为鲤鱼川的当家人，面对光秃秃的荒山，他考虑的不是如何恢复绿水青山，而是想方设法要在“八亩地”盖私家庄园，即便在弥留之际，仍托“我”做天民的工作；因为私欲，他整天把自己泡在酒里，以致得了肝癌。他不关心鲤鱼川的未来，也不把乡亲们的困难和请求放在心上，所以他不能理解天民的痛苦。在他看来，天民是反常的，得了“神经病”。而村里的舆论更是出乎所料，受谴责的不是逢时，反倒是天民，就连妻子也不理解他。有的人认为天民买地得不偿失，是犯傻，是疯了；甚至有人认为，天民是故意和逢时作对，损人不利己。

逢时有病而不自知，反说没病的人有病；而天民被某些舆论所谴责，反映出一些村民和逢时一样，在精神上存在着同样的“病态”，其病根就是私欲和短视。

天民和逢时围绕“八亩地”的争夺，实则是两种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的矛盾和斗争。这样的争斗发生在两个要好的发小之间，也意味着旧有的人际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最后，小说通过逢时之死，天民即将接任村支书和他的愿景，预示了鲤鱼川美好的未来。

《白头儿火柴》写扶贫。这类作品不少，作者写得不落俗套，独出机杼。扶贫干部了解到刚刚出狱回村的邱月晨是个出色的石匠，便主动为他联系好了一桩石匠活儿。邱月晨刚开始非常高兴，但听说不是他一个人干，而是计划建立石材厂，让他带着大家一起干时，便不容分说地予以拒绝，并表示：宁愿自己一个人去养猪，也不和大伙一块干石匠活儿。

原来，三年前邱月晨和同村的几个人一起干活儿，往返都坐他的三轮车，有一天因翻车造成一死二伤。以前发生类似事故，经过中间人说和，都是乡里乡亲的，赔死伤者几千块钱也就完了。这一次，死伤者家属依法维权，变得认钱不认人了，虽经多次说和，死者家属仍坚持索赔几十万。邱月晨无力赔偿而入狱，媳妇带着小女儿改嫁他乡。因此，邱月晨出狱回到村里，不想见人，只想离群索居。

显然，这件事伤透了邱月晨的心。这一方面表明，农民依法维权法律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表明，昔日重情重义的乡风民俗变得淡漠，而化解新变化带来的新矛盾在依靠法律手段的同时，树立良好的乡风民俗又是多么重要和迫切。因此，对于扶贫工作来说，就不是单纯的物质脱贫，还要精神脱贫。或者说，物质脱贫要建立在精神脱贫的基础上。二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

所谓“白头儿火柴”，是一种最原始的火柴，它在任何光滑的硬物上都能划出火来。因此，它不仅象征着温暖、热情和光明，而且及时、迅捷、不受限制，扶贫工作组长由此获得了启发，寄托着作者对扶贫工作和农村美好未来的渴望与期盼。

总之，这两篇小说尽管具体内容不同，但都涉及当今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种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建设美丽乡村和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精神与物质，二者只有协调发展，才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