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相艳

农历新年，当然要有新年的样子，爆竹声稀稀落落，在乡村的上空发出声响，或脆或钝，成为节日氛围的一丝点缀。宋诗“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中的盛景，历经千年嬗变，桃符变成大红对联与福字，盛装艳脸地张扬在各式门楣。年，不紧不慢，裹挟着人生的悲悲喜喜，又一度轮回。它纠结着人性最本真的一面，让每一个生命个体，咀嚼百味，走向岁月流波。

年，是游子心中郁结的乡愁，剪不断、理还乱，触碰不得。烈风，孤烟，嘶鸣的战马。高适唱着昂扬的边塞诗，一路奔波而来。除夕，空气中微醺着烟火的气息。寓居客舍，独守寒灯，从来没有哪一刻如此渴望家的温暖。千里之外，妻儿是怎样思念自己的呢？“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人生多艰，再豪迈的胸怀，在新的起点，伴着鬓间白发，也少不了对人生况味多了几分辛酸与留恋。

明代诗人袁凯，才华著于世，为明太祖所恶，不得已佯狂保全。如此蜷曲的生命，已然不是一个“悲”字了得。除夕夜，在异乡的土地，看着他人的儿女膝下承欢，终究悲从中来，忍不住“一杯椒叶酒，未敌泪千行”。诚如鲁迅所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家，没有哪一刻，比过年时更让人感受到它的不可或缺。鲁迅先生以文化斗士的形象为后人敬仰，他的冷与硬、犀利与果决是公认的标签。曾经，他自称“舍间是向不过年的，无论新旧”。一篇《祝福》，甚至让读者爱屋及乌、怕溺恨水，对农历新年所蕴含的某些陈旧的文化气息口诛笔伐。然而，待到鲁迅先生晚年得子，享受到爱情、亲情的喜悦时，也不可免俗，陶陶然陪家人过起年来。买新衣、糖果，让爱妻置办佳肴，陪着儿子放花炮……年的味道，让铁肩傲骨濡染世俗的温暖，人格魅力越发明艳起来。也许，温润的人性在爱人递过的一杯温热的酒中，已悄然散发出生命的温度。当儿女的笑靥在午夜的烟花中灿烂绽放，家人平顺安康，还能畅快一壶酒、举杯邀未来，这时，向天地神祇、列祖列宗展示的，才是最真实而纯粹的生命。

有趣的是，周作人先生对家的“热”是出了名的。平素日子过得妥帖，过年，自然多了几分隆重与热闹，最马虎不得。有次，他撰文写道，朋友的信末说，“过年若无酒，在我就不是过年了。”莫说文人嗜酒，就是普通百姓，无酒无肉的年，自然也不像个年样子。无论是屠苏酒，还是椒叶酒，抑或就是一壶坊间自制的烈酒白干，过年的浓酒，足以慰风尘、醉人心。周作人晚年生活窘迫，有一年除夕将近，他想仿故乡习俗，包粽子过年，终因粽叶难寻、妻子病重而作罢。不过，猜想当时的年夜饭再寒酸，大概也得有一盅白酒为伴吧，要不人生况味，岂不过于凄凉。

熏风暗拂，新春气象欣欣然迈进每一个祈福的门槛。1079年除夕与往年仿佛没有什么两样，祈祷好运的桃符再一次被挂在千家万户。然而，苏轼家的门楣上却异常清冷，一家人悲欣交集，无意守岁，灯花落尽。次日一大早，便迎着新年的第一缕曙光，开始了流放之旅。晚风晓月，夜露晨霜，他们此行目的地是黄州，却不曾想这一去就是海角天涯，万里离殇。中间虽有起伏跌宕，但对人生命运的参悟与洞穿，也许在那个寂静的除夕夜就已经发生。这与想当年苏轼意气风发时，在欢乐的除夕夜写下“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的心境，早已迥然不同了。

1101年，64岁的苏轼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个新年，走在北归的路上。来自南海的风裹挟着几许潮湿与温润，吹拂着这个旷世才子的白发，也使他的内心万里澄明。儋州年俗有所不同，莫说想买粽叶包粽子，想过一个像样的春节恐怕也极为奢侈，但历经了大悲大喜，生命中再也没有什么是不能看穿的了。对未来的所有期许，其实都源于脚下的坚实和内心的丰盈。与其祈福未来，不如“一蓑烟雨任平生”，笑对生命所有的馈赠。

年，依然是人们情感上跨不过去的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调……年的风味在一声声咏叹、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碰撞中，愈发醇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流行于普通百姓间的俗语，再现了百姓对年的情感。这一刻，世人心中，皆是团聚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