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韩莉
聂震宁，很难用一两句话介绍他的身份。他是作家，著述颇丰，其专著《阅读力》入选2017年“受大众喜爱的50本好书”，小说《长乐》受到著名作家王蒙盛赞；他是出版界当之无愧的大咖，又是全民阅读的“领读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首份开展全民阅读提案的第一提案人，自2007年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首次作出提案后，他便持续关注这一工作的落地生根。如今校园阅读和家庭阅读开展得轰轰烈烈，“众读书”更成了平常风景，他感觉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了新的忧思，APP音频读书形式会不会让有了捷径的年轻人更加偷懒？作为“领读人”到底应该引领“书粉儿”们走向何方？如何让阅读从私人化走向大众日常的生活方式？
聂震宁几十年的所做所想始终离不开“阅读”二字，几重身份都与书籍相连，不管时光怎么变迁，他从心底最珍视的永远是“读书人”这个称谓，这是最高的尊重与褒奖。“全民阅读”是静水流深、深水流缓的过程。3月30日，聂震宁将亮相冀图讲坛，以《改革年代：从阅读开始》为题分析阅读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发挥的作用。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这位全民阅读的“领读者”，听他讲述全民阅读带给我们的体会与感悟。
聂震宁简介
著名出版家、作家，编审，曾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广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漓江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现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兼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出版小说、散文、随笔若干，编辑出版学专著十余部。全国政协委员首份开展全民阅读提案的第一提案人。其阅读学专著《阅读力》被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2017年“受大众喜爱的50本好书”。
一
“阅读力”比“阅读率”更难得
前不久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民阅读”连续第六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07年，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聂震宁作为第一提案人，与30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提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建议”提案，当时他是出于对国民阅读状况的担忧。然而这个提案并不太被理解，就连一些身边的朋友，都对“全民阅读”说法大不以为然。“我虽心有遗憾，却并不十分担心。因为我相信，‘劝读’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总是充满正能量的，全民阅读在我们国家早晚是要开展起来的。”而今，十余年过去，全民阅读已经成为社会热词，从政府工作报告连年“倡导”到“大力推动”；从纳入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到相关立法工作推进；从主流媒体热情关注到社会上大量公益性阅读活动的开展……全民阅读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事。然而，对于聂震宁而言，比欣慰更多的是缠绕于心的忧思——全民阅读蓬勃开展起来后会不会无法扎实进行，会不会难以持续发展。
记者：正是对全民阅读可持续性的担心让您正式提出了“阅读力”这个词，也就是《阅读力》这本书的缘起吗？
聂震宁：我提出“阅读力”是基于两个考虑：首先，从大的方面讲，阅读力是指整个国家的阅读实力。所以国家要把阅读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来看，而不要只把它看成是个人读不读书的问题。国家的阅读搞得好，国家就更有力量，更有凝聚力、竞争力、向心力，更有学习力和创造力。这对整个国家的发展而言，都非常重要。
其次，对“阅读力”的关注也是基于对国民“阅读率”提升的期待。在近年的统计过程中发现，我们的国民阅读率在不断提高，从2006年的48.1%到现在的59.1%，总体来看回升了10多个百分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数字背后，不能盲目乐观，还要关注阅读的效果，所谓读了一本书，不是翻翻看看这么简单，有没有能力理解好书里的内容才是关键。同时“阅读力”不仅仅包括理解力，还包括了思考力，通过阅读进入思考的层面，才会有举一反三的创新力，因此无论是孩童还是成年人，“阅读力”都不可或缺。
如果具备了足够的“阅读力”，就不至于出现大学生整日沉迷于动漫、成年人迷失于网络言情的状况。当然，不得不承认我国很多大中小学生的阅读都存在滞后和错位问题。举个简单例子，小学三年级的阅读就应该以文字为主，但是现在小学高年级还有很多人在看动漫甚至绘本，因此现在阅读读物的错位也很严重，要不断地给予科学的指导。
记者：那提高阅读力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聂震宁：一个人也好，一个社会也好，要想提高阅读力，就要解决为什么读，读什么，怎么读三大问题。常有人说自己忙没空读书，其实在我看来读书就像你去拜访老友，你足够重视自然就会腾出时间。还有，阅读力提高的前提首先是要开始阅读，然后才谈得上提高。能把一本或几本经典读懂就是基本的阅读力；如果还能举一反三那就是阅读力的提升；如果还能有所创新和发现，那么阅读力就很高了。因此在不知读什么的情况下，就挑着你有兴趣能读下去的书读，当然如果能沉下心来的话，阅读经典自然是更佳选择。
记者：看您多次提到独读书不如众读书的观点，“众读书”是您所说的“怎么读”中一个很有效的途径吧？
聂震宁：对，在全民阅读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新景象，那就是“社群阅读”，我称之为“独读书不如众读书”。所谓“众读书”，包括亲子阅读、校园阅读、机关阅读、读书会阅读等诸多形式。读书会的阅读，是尤为直接的“众读书”，大家分头去读同一本书，然后回头一起讨论，这种读书方法在古代就有。现在我们“全民阅读”就是一种“众读书”的表现，有些可能是做读书报告，由专家专门讲对这一本书的理解；也有的是校园阅读研讨，使学生得到一些集中的帮助。相对于专业阅读、研究阅读、私人阅读而言，“众读书”更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使得我们的阅读一方面有比较好的交流，一方面还有很好的推动力。因为“众读书”你不能落后，这样使得全民阅读能够持续推动下去。
二
细读慢品是正途
于聂震宁而言，阅读是需要沉住气的慢动作，“这可不是跳健身操、广场舞，音乐一响，比画一下就皆大欢喜、一哄而散。全民阅读应追求静水流深、持久绵长的效果，在广泛发动后还要有针对性地为读者提供专业性的帮助，提高阅读力，提升阅读兴趣。”在他眼里，家庭阅读和校园阅读能不能开展好，是全民阅读能不能从低龄读者就开展好的关键。而相对于很多人应该“读纸”而非“读屏”的执拗，聂震宁似乎多了一份宽容，“碎片阅读总好过不读”。但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思考：APP音频读书在带给受众便捷的同时会不会无形中助长“偷懒”的念头呢？沉下心自己慢慢品、细细读才是正途。
记者：什么是检测全民阅读“疗效”的好方法？
聂震宁：我觉得全民阅读开展的好不好，最终要看家庭阅读和校园阅读搞的好不好。这两个阅读搞好了，我们就会有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成长起来。优秀的读者应该从幼儿培养，我们可以通过亲子阅读培养阅读的兴趣，养成阅读的习惯，形成阅读的能力。另外，如今全社会提倡文明家庭建设、家风建设，家庭阅读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生活的一种时尚，越来越多的父母将亲子阅读作为重要的教育方式，因此也拉动了少儿图书的出版发行，特别是绘本书的出版。10多年来，少儿图书出版呈两位数的增长，这是家庭阅读越来越普及的最好证明。
全民阅读直接推动了中小学语文课程的改革，新版中小学语文课本加大了课程的阅读量，一定程度上回归了语文学习的本质要求；语文高考内容的变化越来越体现出加强阅读的要求。只有家庭阅读普遍开展起来，校园阅读持续开展下去，我国国民阅读状况才能得到根本改善。我也曾在两会上提出过关于在我国中小学设立阅读课的提案。现在还没有统编的阅读课教材，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自己设计阅读课，用校本教材试行阅读课教育。总之，不要让校园阅读流于形式。
记者：您在很多场合都表达过“忙时读屏，闲时读书”的观点，相对于很多人而言，您似乎对电子阅读的方式持更加宽容的态度。
聂震宁：碎片化阅读其实也是个正常的现象，长久以来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碎片化阅读和整体阅读的不停转换。人总要吸收新的知识、新的能量，而这些新东西往往藏在一些小碎片中。从根本而言，读报纸、听广播也是一种碎片吸收，但是在移动互联网发展起来以后的手机阅读，“读屏”似乎成了“碎片”的代名词，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的“低头”把整体化阅读挤到了小旮旯里，这对我们文明的全面发展的确是不利的。因为有时候一天看下来你可能也记不住几个碎片，但是你一长段时间里哪怕只阅读过一本书，也很可能会记一辈子。
可是换个角度看，碎片阅读毕竟替我们实现了点滴闲暇时间的有效利用，坐火车、坐公交、乘地铁，碎片化时间如果都在打瞌睡或者闲聊中度过，还不如手机读屏有意义，碎片化阅读就像吃零食，花生、坚果、点心可以陪我们度过一点点饥饿时光，但是如果不吃主食，身体就垮掉了。一个人只有肚子里装上几本、几十本完整的书，才会踏实，才能宁静致远。
记者：近两年，APP音频读书成了数字出版的新宠。很多人赞同，也有不少争议，认为听书让很多人更懒得去“开卷”了，您怎么看？
聂震宁：不用说，我是赞成把高校名师的名课、行业专家的名讲座放到APP的音频、视频上让更多人共享的，也赞成一些APP宣称自己要办成“没有围墙的大学”，要不我也不会去凑趣开课的。可是，在网上发现，许多读者现在变得只热衷于用APP听课，而阅读已经“无暇他顾”。我也见过一些网友留言，说是《三国演义》还没来得及读，听了大春老师的课就知道得差不多了。也有说原先死活读不下去《红楼梦》，听了蒋勋老师的课，才觉得很有趣。更有的觉得听了《刘苏里：名家大课》，50本世界学术名著已经一网打尽……凡此种种，受众快乐无比，大有一夜之间学富五车的感觉，按说应该感到安慰，可是我有了不安的感觉。
早些年就听到过对“大学生不读书”的批评。说是现在有相当一些大学生不读书，只靠听课解决学业，长此以往不堪设想。我们的APP现在要把大学课程搬到网上来了，许多阅读心切、学习心切的年轻人能便捷地听到名师名课，这自然是开讲有益的事情。受众们倘若听了“薛兆丰北大经济学”，再去按照薛教授的课程指导找到相应的著作来研读，倘若听了《刘苏里：名家大课》，再去从中选择自己需要阅读的一种乃至几种学术名著来细读，这自然是功莫大焉。可是，现在媒体很少去做这样的引导，这就令人有所忧虑。正如大学生不能只听课一样，我们全民阅读的社会也不能只去听书籍提要而不去读书，否则，个个都学得一些只言片语，却不再有读完一本书的耐心，我们社会的国民阅读状况将成个什么样子。
罗振宇先生的一句话让我感触颇深，他说，你们出版社不用紧张，我们APP不过是坐在餐厅里的食客，吧唧吧唧嘴，引得别人都来吃，你们才是开饭店做大菜的，没有你们的书，我们吧唧什么？的确如此，如果顾客只顾得看别人吧唧嘴吃得香，结果却忘了自己点菜吃饭，岂不可笑？现在，我们的读者下载了一些音频视频，自己却不再去读书，不再去耐心读完整的书，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三
时代造就文学，文学映照时代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四十年历程，而阅读在这段不凡岁月和巨大变革中施展着自己独有的魅力。对此，聂震宁有着深深的感悟，“回望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阅读经历，阅读与改革相伴而行，时代造就了文学，文学也映照着时代”。
记者：您这次做客冀图讲坛就是以《改革年代：从阅读开始》为主题，在您看来，阅读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担当着什么样的历史角色？
聂震宁：我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性转折时刻。而早在这个转折开启之前，就有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给我们很多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1978年初，北京、上海的部分出版社重印了有限几种文艺图书，无法满足人们的“井喷式”需求。为了满足来自各方面的强烈要求，国家出版局决定加大部分中外文学名著重印的力度，一口气确定了35种图书，其中外国古典文学作品有16种，占总数的45.71%，包括《基督山伯爵》《红与黑》《少年维特的烦恼》《悲惨世界》等。就在此时，一次切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在酝酿和准备之中。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全文转载。这篇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大讨论，改革的“东风”，也就此刮起。
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除了具有审美作用之外，还具有认知和教育等作用，古人有“文以载道”的说法，您如何看待文学与改革的关系？
聂震宁：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然而，文学能够影响人的政治思想和行为，但文学不能决定政治的变化。事实上，文学的变化取决于政治的变化，正是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才带来了文学与阅读的“春天”。
阅读的“井喷现象”为我国出版业提出“多出好书”的强烈要求。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改革创新的要求。作为关乎社会各个方面的出版业，其改革开放势在必行。
记者：40多年以来，改革开放与国民阅读紧密相伴，是不是可以说国民阅读的发展也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聂震宁：的确如此，从2006年11月中宣部等七个部委发出“开展全民阅读倡议书”起，十多年来，国民阅读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项战略性部署。如今，全国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城市已经超过400家。以“书香中国”为统领，“书香燕赵”“北京阅读季”“深圳读书月”“书香江苏”“书香荆楚”“书香中国·上海周”“南国书香节”等遍地开花，各地公共图书馆争相推进“创意升级”举措，承担起全民阅读重任。65万个“农家书屋”和10万个“职工书屋”的建设正在有序铺开，各类读书会如雨后春笋，各种社区书屋让全民阅读的民间力量显现。书香校园建设具有最大的辐射力和潜力，而且直接推动中小学教育的课程改革。一切都让人感觉到欣欣向荣。
“站在今天望昨天”。如何总结改革开放40年国民阅读生活，是个非常严肃的课题。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所言：“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中国的新时期文学事业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同步发展。时代造就文学，文学映照时代。”
（本版图片均由聂震宁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