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振忠

1919年农历正月初八，父亲出生在灵寿县漫山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从小跟着爷爷在家务农，还在农忙时外出打短工，补贴家中生活。爷爷病故后，父亲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培养了坚韧不拔、勤奋纯朴、吃苦耐劳、与人为善的优秀品格。

全面抗战爆发后，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本村抗日积极分子和村农会干部。从入党那天起，父亲就把自己交给了党，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周围群众加入党组织。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情况多么紧急、形势多么危险，他都认真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随着工作能力的提高，他先后担任区、县党政部门领导职务。

1975年，父亲因病申请休息。在休息地的选择上，组织上考虑老家不通公路，不通电，没有自来水，特别是医疗条件差，要安排父亲在县城休息并准备了住处。但父亲为减轻国家负担，毅然回到阔别38年的老家漫山村，住进了他参加革命前住的老旧房屋。只要天气晴好，他总是挎个粪筐外出拾粪，不同的是，他拾的粪总是就近倒进生产队的农田里，从不要任何报酬。

家乡落后面貌是父亲的心病。休息期间，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变老家的落后现状。一是发电，利用水库淘汰的一台水轮机，经过整修，办起小水电，让全村住户点上了电灯。二是架桥，村子分为两部分，中间隔着一条很深的河谷，往返要下沟和爬坡，到了雨季就不能通行。父亲多次和村干部研究，并亲自跑县交通局介绍情况，争取项目，请求支持，终于在河谷间建成一座大桥，解决了乡亲们交通不便的问题。三是引水，父亲经过考察，建议利用山间的自然落差，铺设管道，引山泉水进村，让全村人吃上了纯净天然的“自来水”。每每提到这些，村干部和乡亲们就十分感动，动情地说：“老白离休了，还时刻想着党和国家的事，关心着人民群众的疾苦，千方百计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不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建设时期，父亲都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时时处处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遵守党的纪律和规定。

抗战时期，由于环境特别艰苦，父亲落下严重的胃病病根，经常疼痛难忍。到横山岭水库工作后，父亲胃病发作，不得不住院治疗。但他没有按照上级安排到条件好些的大医院检查，而是选择了离单位较近的县医院陈庄分院，住的是普通病房，打开水、清理卫生都是自己干。弟弟去看他时，早上到茶炉打开水，排着长长的队伍，好容易排到了，父亲叫他到后边来，先让其他人打。因为人多、锅炉小，一炉水不够用，弟弟只好等第二炉水。

父亲心里想的都是群众。不论在县里或水库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总是想方设法为有困难的群众解决问题。

困难时期，公职人员粮食实行定量，父亲每月24斤，其中细粮8斤、粗粮16斤。每月找父亲谈工作、反映情况的人多，有的到了饭点他就留下一起吃饭，都是从自己的定量中扣除，经常是本月要吃下月粮，特别是细粮基本都招待了这些“客人”。一次弟弟去看他，吃饭时父亲给弟弟买了一个馒头一个窝头，有个叔叔和弟弟开玩笑说：“老爷子还给你买窝头？”这时，父亲端着两个窝头走来，叔叔扮个鬼脸走开了。食堂的师傅感叹道，每月父亲能吃饱饭就不错啦，就别提吃细粮了。

父亲一生清正廉洁，从不以职务原因搞特权，不以工作便利谋私利，并且教育家人也不能以任何理由和手段占公家便宜。

1953年我和哥哥到县城上学，放学后自己走回家，路过县人民礼堂门前，熟悉的看门伯伯偶尔让进去看几分钟“戏尾巴”。父亲得知后，严厉批评说这是搞特殊化，禁止再去。

父亲在水库工作期间，我们去看望他，吃饭都是用他的饭票结账，和他合住在窄小的办公室兼宿舍里，不给单位增加任何麻烦。父亲离休后，回到老家当起了农民，还经常力所能及地参加公益劳动。有时身体不好，请医生诊治，赶上母亲也需打针服药，他自己的按照规定报销，母亲用药全部自己付钱，不能和他的药费混在一起，不能占公家便宜。

上世纪60年代，农村征兵出现低潮，父亲支持我参军入伍。临走时母亲嘱咐多来信，免得家里惦记。父亲却说，有事就来信，没事就不要来信，要专心学习训练，早日掌握本领。1968年我被提拔为干部，准备买一块手表，征求父亲意见时，父亲答复：“工作需要就买，不需要就不要买。”

随着我们的工作变动，特别是担任了领导职务手中有了一点权力后，每次回家探亲，父亲总是嘱咐我们，要运用好组织交给的权力，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不谋私利，不搞特权，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如今，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好多年了，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一直鼓舞和鞭策着我们。我们为有这样一位清正廉洁、品格高尚、一心为公的父亲而欣慰和自豪，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遗产，激励我们坚定跟党走，清白做好人，勤奋干工作，为党的事业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