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陈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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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零时，封城76天后，武汉“重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同行给张国民发来一张照片，“武汉加油”的灯光，已经改成了“武汉你好”。

作为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张国民，曾在武汉江岸方舱医院战斗了26天。至3月8日江岸方舱医院休舱，363名患者相继治愈出院，圆满完成患者“零回头”“零病亡”，医护人员“零感染”的任务。

从武汉回来的这二十多天里，张国民甚至跟家人都绝少提起在武汉前前后后38天的经历。唯有这张照片，一下子戳中了他的泪点：亲历过这段日子的人们，太知道从“加油”到“你好”，这两个字改变的分量了。

“一接触病人，他们马上变成了战士”

沉默，问十句答一句，从武汉回到承德家中的这20多天里，张国民好像自己给自己加了个外壳。他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在武汉38天的经历，甚至连女儿好奇地问起来，都含糊避开去。大多数时间，他的目光停留在自己被消毒水无数次浸泡清洗过的手指上。

记者：为什么不愿意跟别人讲这段经历？

张国民：2003年我刚参加工作两年，赶上了非典。作为感染科医生，我参加了非典救治工作。救治结束后，从隔离区出来，我自己跑到商场里买了7双鞋。其实根本穿不了，就是想买鞋。我想这大概是当时排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但这一次从武汉回来，我心里很平静。

回顾这两次战疫经历，相隔17年，我从被人照顾着上战场，到这次带着一帮兄弟上战场，我感觉自己应该是成熟了。如果说上次还有一些压力需要发泄，这回我觉得这是一个医生非常普通的一次任务，并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

记者：从接到任务到出征武汉，内心没有一丝波澜？

张国民：大年初二，我们医院就走了一批医生支援武汉，我也写请战书了。作为感染科医生，年富力强，不去一线我自己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2月8日夜里医院就接到了上级的集结通知，第二天早上才通知我，估计是怕我晚上睡不好觉。其实上一线，我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我早有心理准备。

记者：家人心里有准备吗？

张国民：我媳妇也在医院工作，她心里有数。两个孩子还小。其他家人我没打招呼。我姐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给我打电话时我已经在从承德去石家庄的路上了，她拿着电话一句话也没说，哭了两分钟。我妈84岁了，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去武汉了。我没给她打过电话，她就每天盯着新闻看，从中央台看到地方台，还把所有跟我们有关的报纸都剪下来留着。

记者：出发的时候有压力吗？

张国民：从专业上看并没有太大压力，我干的是感染科，又参加过非典救治，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明显更加严重，但是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最大的压力是我是承德医疗队的领队，我还要负责另外39个同事的安全。出发前领导跟我交代，要把大家好好带回来，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的队员，都是从各县医院、中医院集结上来的，很多年轻的医护人员经验不足，甚至没有接触过防护服。都不是感染专业，对传染病了解也不多。如果说出发前大家靠的是一股一往无前的精神头，真正上路之后，任何人都会有所恐惧。

我记得从承德到石家庄的大巴车上，全车队员没有一个人说话，都在默默地刷着手机，一遍一遍地看亲戚朋友们发来的短信，有的在掉眼泪。

这个时候，他们就是一个个普通人，是弟弟妹妹，是孩子。我平时说话少，那天有点喋喋不休了，不停地给大家讲我掌握的技术要领。一些年纪小的同事们，不自觉地围着我来说话。那时候，我知道他们害怕，我得给他们信心。

记者：这种恐惧一直延续到武汉吗？

张国民：出发前，不知道岗位在哪儿。到了武汉才知道要去方舱医院。大家之前对方舱医院了解不多。2月10日凌晨我们抵达武汉的时候，江岸方舱医院还在紧张地建设中，还没有接收病人。

未知把这种恐惧再度放大了，很多年轻医护人员第一次接触防护服的时候，手都是抖的。我们反复做准备工作，反复练习穿脱防护服。人被包裹在防护服里的时候，生理和心理上都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此时应该是紧张的极点。

我们承德组的队员，正好排在江岸方舱接手第一批病人的第一班。我们是第一批进舱的队员。

但最让我惊讶的是，上一秒穿防护服时手还颤抖的年轻队员们，下一秒进舱之后面对病人时，马上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就那一瞬间，他们手不颤抖了，语气也不迟疑了，一下子恢复到在各自医院时的那个状态。一接触病人，他们马上从会恐惧、会流泪的普通人、孩子，变成了战士。

“方舱医院像个方舟，它有两支桨”

从武汉回来，张国民保留了很多小纪念品：机票、证书、纪念册……他唯独对一块纪念章格外重视，采访时始终拿在手里，不住摩挲。这块并不起眼的透明纪念章，是方舱医院49名患者出院后亲自设计制作的，不久前刚刚从武汉寄过来。

纪念章附带着一个小花名册，写着49名患者的床号、姓名。

张国民说，他后来负责核对方舱内患者的核酸检测结果和CT片子，以确认是不是符合出院标准。他虽然没有见过全部病人，但对这些病人的名字都有印象。每一个病人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故事。

记者：方舱医院里的工作紧张吗？

张国民：江岸方舱医院主要分四个区，共900余张床位，河北支援湖北第五批医疗队负责A+B2区494张床位的医疗护理工作，医院的工作是24小时连轴转，实行6小时轮班制。自2月12日正式开舱收治病人以来，河北医疗队共投入300名医护人员，严格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及医院感染防护有关要求和“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目标，科学开展救治。

记者：您感觉方舱医院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哪儿？

张国民：由于此次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波及范围广，感染人群多，医院床位紧张，已超过收容极限，许多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救治，这也是初期武汉重症率、病死率偏高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时，患者不能得到及时隔离救治，也为疫情控制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威胁极大。

隔离救治患者是控制疫情最有效的方法。建固定的新医院受很多条件限制，方舱医院恰恰能弥补这些不足，由于具有良好的机动性，可以快速部署展开，可以在短期内大大缓解医院收治的压力。

方舱医院收治的主要是轻症患者。相比治疗，方舱医院最大的意义还在于，在疫情蔓延期间，让很多得不到及时救治的轻症患者能够有床位，有治疗。但是这给了武汉市民极大的信心。从初期床位不足到应收尽收，从人等床到后期床等人，可以说方舱医院为稳定武汉市民情绪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记者：您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张国民：前期我作为主治医生，每天要进舱查房，提供治疗方案。后期主要作为医疗队专家组成员，承担着所有患者身份信息、核酸检查结果、CT报告等数据统计工作。近500名患者，每人近30项数据每天都在更新。这些信息必须做到精准无误。错一项，不仅会影响后续治疗，还会对是否满足出院标准产生误判。

记者：唱歌，跳广场舞，练太极……很多视频里的方舱医院里是这样的，有人说不太真实。

张国民：这些都是真实的，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方舱医院大多数是由体育场、健身中心和会展中心这样的场馆改建的，条件肯定不如正规医院。患者刚进来时，因为不适应方舱环境，或多或少出现了焦虑、烦躁等情绪。所以我们医护人员在对患者进行必要治疗之外，还有一项工作是疏导患者情绪，缓解患者心理压力。

有的人觉得不真实，还有的人甚至觉得有些荒诞，但你设身处地才会知道，那是方舱里真实的自然状态。无论是热热闹闹地跳广场舞，还是安安静静地读书，那都是不同表象背后，患者们对抗病毒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在方舱里也尝试了很多方法，比如情人节的时候给患者送花，为医护人员和患者一起过生日，医护人员变身“金牌导游”带着患者在方舱医院里“旅游”，一对一结对子帮扶等等，效果非常好。

人们把方舱医院比作方舟，我们一直说，这个方舟需要两支桨，一支是患者对我们医护人员的配合与信任，另一支是患者自身的坚强和乐观心态。

记者：方舱同时也在为患者建立起信心？

张国民：不仅仅是为患者、为武汉市民建立信心，也为我们医护人员建立起了信心。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开始，刚进方舱的患者都愿意追着医生护士说话。到后来，是我们的医生不管多忙多累，也愿意追着患者多说几句话。

两个原因，一是你穿着防护服在方舱里待上几个小时后，可以说度秒如年，跟人说说话，这种难受劲可能还缓解一些。另一个原因，是听患者讲讲他们的故事，能够感受到武汉人那种特有的坚韧乐观。交心才能将心比心，我们医生，也从患者身上得到了坚持下去的信心。方舱最有力的那支桨，是信心。

记者：您为什么会记得很多患者的名字？

张国民：批准出院有着严格的检测过程，需要体温正常3天、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肺部影像学显示急性渗出性病变明显改善、连续两次呼吸道标本核酸检测阴性才能出院。

作为专家组成员，我心里很纠结——希望患者能够快速好转，早日出院，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格把好这道关口。有个患者，女儿很小，在另外一家医院治疗，这个患者就特别着急出院。她的两次核酸检测都合格了，但是肺部CT片子就是没有好转，我咬着牙又把她多留了好几天。

2月20日上午，我们首批患者出院了，这是对我们和患者最大的鼓舞。我记得其中有一位李先生，今年62岁，退休前是武汉市第八医院的一名医生。他是1月22日感觉自己有些感冒，体温38℃，之后几天情况有些反复，2月13日正式转到了江岸方舱医院。

那天，医生护士专门给几位首批出院的患者开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李先生激动地在照顾他的护士长防护服上写上了一段话：人美心更美，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觉得，我经手的这些患者，其实才是最可爱的人。

“回来后大家提及最多的，反而是那些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人”

3月18日，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首批575名队员圆满完成支援湖北抗疫任务，搭乘河北航空4架包机抵达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机场用“过水门”方式，迎接“英雄”凯旋。坐在车里的张国民，看着车窗外的警察、市民向他们敬礼、招手，不禁心潮澎湃。这是国家和人民给他们的最高礼遇。

回忆起38天来的点滴细节，有一瞬间他觉得，应该把最好的赞誉，给他在武汉时遇到的清洁工、的哥、快递员、厨师，和刚刚从方舱医院治愈出院，转身又回来帮忙的无名志愿者。

记者：方舱医院休舱那天，您有什么感受？

张国民：很奇怪，并没有觉得特别的兴奋，反倒觉得有些空落落的，好像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

3月8日，江岸方舱医院正式休舱，我们开始在驻地调整休息。刚刚休息的时候，大家还觉得可以好好睡上一觉，调整一下身体。然而，几天过去了，我们看到很多医护人员还在一线战斗，有点坐不住了。我们的队员开始在群里询问情况，是否可以继续请战，投入到其他医院当中，紧接着，有人执笔写下请战书，准备再上战场。我们所有队员都签字按了手印。

我还记得请战书的内容：尊敬的党组织，江岸方舱医院的工作任务即将结束，但武汉的疫情防控并未停止，仍然是全国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职责所在，身为一名党员，更应冲锋在前。因此，我郑重向党组织请求，如有需要我将继续留在武汉，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力量，召必战，战必胜，服从指挥，不讲条件，不计生死，无怨无悔，恳请党组织批准。另外，如果我不幸意外，请将遗体解剖用作科学研究。

记者：回来后，你们聊在武汉的经历吗？

张国民：会聊，但我们很少聊自己的经历。回来后大家提及最多的，反而是那些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人，司机、服务员、志愿者们。

记者：他们给你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张国民：我有一个患者，是个小伙子，父亲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了。他是轻症患者，在方舱医院治疗了十多天。出院之后，他竟然自己主动又回来了，他说要在方舱医院当志愿者，干什么都行，搬东西、跑腿，什么杂活都可以干。

按理说，经历这样一场变故之后，人都会刻意回避伤心之地，可是他没有，没人要求他做什么，他主动回来了，自费给我们买水果和各种物资。

除了这个小伙子，还有一大批武汉人，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他们尽管没有完善的防护物资，仍然冒着风险主动走出来当志愿者，为我们服务。每天我们从方舱下班回来，总有私家车停在身边问，你们是医疗队的吧，上车，送你们回驻地。

我一直觉得，支援武汉的医务工作者当得起最高礼遇，他们用仁心仁术，在最危险的时刻逆行前线，但是武汉能够战胜疫情，也同样靠武汉人自己，靠他们这种坚强、乐观和感恩的精神。

我们说武汉人是英雄的人民，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承受了苦难，更为令人动容的，是他们在苦难之中展现出来的不屈斗志。

记者：听说一张照片让你掉泪了？

张国民：那是我在武汉时一起并肩战斗过的一个同行，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同事发来的。我们在驻地的阳台上，正好能看到对面高楼上的灯光，原来一直写的是“武汉加油”，4月8日那一天，他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武汉加油”已经改成了“武汉你好”。为了这两个字，武汉人拼了很久，我们和全国各地的人们也跟着他们一起拼了很久。这两个字，是给我们参加的这场战斗，最高规格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