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唐诗“三李”，即李白、李贺与李商隐。其中，李贺成名最早，可惜，他享年最短。

《全唐诗》说：李贺“七岁能辞章”。五代时，冯贽在《云仙杂记》中说：“有人谒李贺，见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文成三篇。”看来，李贺属于一位早慧天才。用今天的话来说，堪称“文学神童”了。

李贺幼年，受到当时领导“古文运动”韩愈的赏识。韩愈曾亲自登门看望过他。这种待遇，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堪称非同寻常的事。第一，韩愈时为文坛领袖，一代文宗，能如此抬爱一位具有文学才能的晚辈，实属具有大师风范的行为；第二，李贺虽然年纪很小，面对大名鼎鼎的长辈，却坦然自信，从容应答，毫不怯阵，不怕面试，当场作《高轩过》诗一首，表现自己的才华异禀。

据康骈《剧谈录》记载：“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这段轶事，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王安石撰写的《伤仲永》开始，就注定了早熟的果子，往往先从枝头跌落下来。无数事实证明，文学神童往往也是最快、最令人泄气的。爱之，实害之。捧得越高，摔得也越重。神童作家在长大成人以后，还能够涌动出文学的创造力者，还能够喷发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者，古往今来，寥寥无几。也许，只有这位李贺，算是唯一的例外。

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韩愈先生，听说长安城内，有这么一位小小年纪的文学神童，诗文辞章，做得十分精彩，惊喜之余，也有点不大相信，便约了皇甫湜，一起到李贺家去看望，想证实一下这个小孩儿，是否真如传说的那样具有天分。

唐代的长安城，远比现在的西安要大，于是，专门备车。那时，有资格坐车的人不多，因此，也无塞车一说，很快到得李贺家。李贺之父李晋肃虽也是唐王室的后裔，不过属于远支，也就不算多么显赫的贵族了。他见门前停了一部奢华的车，连忙迎出门来。两位文人兼官员随即跳下车来。寒暄过后，直奔主题，道明来意，请主人从书房里叫出自家的儿子，当场写一首诗。

接下来，李贺这位少年诗人出场。虽然说几句诸如仰慕之意的客气话，但他明白，不就是请二位前辈，当场面试一番吗？如果李贺不将此时此刻贵客临门的情景，即席赋诗，有可能要被二位大师误会，因为写别的任何题目，焉知不是事先别人代笔，背熟了以后再当面抄写出来的呢？

李贺成名后，时人称之为“鬼才”，可见，他的确有过人的聪颖之处。李贺早有准备，他略加思索，以两位大师光临为题，写了一首《高轩过》。

五代时期的王定保，在《唐摭言》中这样描写道：“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晋肃，边上从事。贺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晋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见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贺就试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为《高轩过》。”

《高轩过》的轩，即车，但又不是一般的车。古代官员乘车，有严格的级别区分。轩，是一种前顶较高，挂着帷幕的车，唯有大夫以上的官员，方可乘坐。韩愈为“礼部尚书”，皇甫湜为“工部郎中”，相当于现代的部级或副部级的高干，自然享有乘坐此车的待遇。韩愈和皇甫湜两位文化大师，能亲自登门，专程看望一位无名小辈，确实令人感动。李贺诗的最后一句写道：“他日不羞蛇作龙”，寄寓着他对于未来的殷切期望与毫不气馁的理想抱负。后来，事实证明，李贺的诗歌成就，其才思之灵动，其文句之奇丽，其创造力之光怪陆离，其想象力之汪洋恣肆，其在诗歌领域独开门派的先声夺人，甚至超越了面试自己的两位前辈。

这位天才诗人，逝于27岁（有说24岁），当然称得起一流的青年作家了。由于早年受到过韩愈等人的破格礼遇，此后，文坛前辈们曾不遗余力地奖掖鼓励，因之鱼跃龙门，声闻九皋。看来，一个刚出头角、尚未峥嵘的后生小子，是很需要前辈的精心指点与大力扶持的。确如韩愈在其文章《杂说》中所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文人的成功，第一，适应于时代的潮流；第二，获益于外界的支持；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取决于自身的实力。“他日不羞蛇作龙”的李贺，是凭着自己不懈的积累，才造就超人的禀才、超常的智慧，在李商隐撰写的《李贺小传》中，这样写道：“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

看来，李贺跻身唐诗“三李”之一，全凭真功夫。至于被时人目为“神童”，只不过是天才的“早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