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墙有两种，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墙，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的墙。走出有形的墙，也许不难做到，要想走出精神的墙，却非一件易事。自己筑起的墙，固然自囿其中，别人筑起的墙，更是令君止步，到此为止。而且，自己所筑的墙，易拆，别人为你筑起的墙，那就很难突破。

逶迤起伏的万里长城，英文叫作“Great Wall”，直译过来，就是“大墙”。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和太子扶苏，发数十万戍卒修长城，到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历朝历代，从帝王到老百姓，在这墙上没少下本钱和力气。

清人凤韶《凤氏经说·墉墙》定义曰：“古者屋下柱间墙曰墉，屋外四周墙曰垣，垣即所谓宫墙也。垣、墉皆得称墙，而墉不得称垣。”无论为墉，为垣，为墙，只要能使空间一分为二的措施，都意味着内外有别的区隔，人我异处的轸域。中国人对筑墙一事，特别来劲，其目的就是设限，你是你，我是我，泾渭分明，不可越雷池一步。墙，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障碍，挡住别人自由进来的同时，也挡住自己自由外出的方便。前者，达到了隔绝的目的，后者，隔绝的同时也意味着自我封闭，这是筑墙者始料未及的。

北京城里，那磨砖对缝、敦实厚密的四合院，为什么所有的外墙窗户，既高且小？为什么所有的对外门户，虽设常关？一言以蔽之，曰“隔”。所以，四合院的要害，就是用四堵墙与外部世界隔开来。旧时的北京城里，王公贵族的府邸，高官显宦的院落，是用围墙圈起的大型四合院；而红墙绿瓦、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是用城墙、护城河圈起的巨无霸四合院。由此可知，无论是物质上的起到分隔、间隔、区隔、阻隔作用的墙，还是精神上的起到隔离、隔膜、隔阂、分隔作用的墙，都是内向的、自恃的、扃锁的、局限的，一家人由爷爷的爷爷起，到孙子的孙子止，祖祖辈辈关在这四堵墙中，久而久之，对居住者的思想、意识、观念、精神，说不定就会产生出《淮南子》所言“井鱼不可以语天，拘于隘也”的影响。

四合院给人留下印象，无非有四：一、重门叠户，莫测高深；二、内敛外藏，自我封闭；三、关门独大，狭隘局促；四、壁垒心态，害怕开放。因此，中国人的墙筑得越高，将自己关起来的程度也越大。墙，壁立于前，环伺左右，只有堵心的感觉，哪有开阔的胸怀呢？没有开阔的胸怀，哪有远见卓识的辨别力，哪有比较长短的洞察力，哪有放眼世界的高蹈境界，哪有攀登高峰的冲击精神呢？

一部近代史，其闭关锁国，自我隔绝于世界文明；其禁锢桎梏，畏之避之于时代潮流；其愚昧保守，顽固抵制于现代科学；其老大自居，落后挨打于帝国列强……与紫禁城里的帝王们，跳不出四合院那四堵墙的束缚拘囿，恐怕有着莫大的关系。更何况，紫禁城的墙，更高，更厚，更坚固，更严密呢？

墙有两种，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墙，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的墙。走出有形的墙，也许不难做到，要想走出精神的墙，却非一件易事。自己筑起的墙，固然自囿其中，别人筑起的墙，更是令君止步，到此为止。而且，自己所筑的墙，易拆，别人为你筑起的墙，那就很难突破。

明代有个荒唐皇帝朱厚照，民间传说他时常微服潜行，溜出紫禁城，寻欢作乐，胡作非为。有一出京剧《游龙戏凤》，就写他在荒村野店，与民间女子李凤姐的故事。朱厚照当然不敢说他是当今皇上，只说他是住在那个大圈圈套小圈圈、小圈圈套黄圈圈中的人氏。虽然，正德皇帝走出黄圈圈，但是，他无法甩开那像影子一样紧跟着他、尾随着他，像空气一样包围着他、裹挟着他的人墙。最终，还得乖乖地被扶上鞍，架上马，回到那黄圈圈里的金銮殿上。别说这位帝王摆脱不了人墙，历朝历代那些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达官贵人，他们周围的幕客、股肱、刀笔、衙役也是如此。

道理很简单，权力即诱惑，越大的权力，越大的诱惑。这诱惑，不但诱惑着那些握有权杖的官员，更诱惑着那些想分得一杯羹，想挤进权力的盛宴，谋得一席座次的人。这些权力的追随者，像候鸟一样，哪儿的水草最肥美，就往哪儿扑过去；像游鱼一样，哪儿的饵食最丰沛，就往哪儿洑上去。

正派的官员，当然很多很多，构成国家的栋梁，倚为社会的基石、老百姓的当家人，于是才有发展，才有进步。若是其中一个不那么正派的话，就有可能形成包围他的墙，包括老婆孩子，三亲两好，左膀右臂，旧雨新知，甚至儿女亲家的感情攻势，铁杆弟兄的江湖义气，若是没有勇气冲决出去，就会被这或紧或松的人墙包围起来。所以，为政者自己不筑墙，也不让别人给自己筑墙，那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