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摘自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年终岁尾，河北博物院重头展览《同在东方——亚洲古代文明展》启帷，倾情展出叙利亚、阿联酋、巴基斯坦、柬埔寨、黎巴嫩、日本等亚洲国家文博机构精彩馆藏，一束束亚洲古老文明之光，在燕赵大地熠熠生辉。

这是我省首次举办如此高端海外文物展，参展国家数量、文物数量和珍贵程度均鲜有展览可以比拟。190件（套）亚洲古老文物，历经岁月洗礼、跨越千山万水，带来不同地域的文明之光，见证了古代丝路多元文明之花的和谐共生。历史上，古老的丝绸之路助推丝绸、茶叶、陶瓷、香料、绘画、雕塑等风靡亚洲各国，记录着亚洲各国互动交流的文明对话。燕赵大地更是自古就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休戚与共。

山水相连、人文相亲；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在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互通有无的文明对话总能带来无限启迪，续写亚洲文明发展史诗。

“丝”路铃动，拓开荒漠织锦绣

“一眼千年，岁月如歌。耳边回荡起清脆的铃声……”12月4日，《同在东方——亚洲古代文明展》开幕，一件件珍贵馆藏，散发着别样光彩，诉说着各自的灿烂华章，讲述着古老丝路上的不朽传奇。河北省演艺集团剧目工作室主任刘军科心潮澎湃，仿佛回到两年前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积极筹备创作大型民族舞剧《大道记忆》而采风谱曲的激情岁月。

大漠、黄沙、驼队、马帮……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中国》一书中最早提出，他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为主要贸易媒介的西域交通道路称为“丝绸之路”。1910年，德国史学家赫尔曼出版著作《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主张把“丝绸之路”涵义扩大到遥远的叙利亚，此说很快被学界普遍接受。

丝绸，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展厅内，几块破碎的纺织品——“泰德穆尔纺织品”残片，给观者带来心灵冲击。“非常震撼，似乎看到了2000年前的长安和罗马。”河北博物院艺术设计文创经营部的宋晨隔着展柜凝望，深感不可思议。

纺织残片发现于叙利亚帕尔米拉城。年代约在公元200年。作为长安和罗马之间的贸易中转站，古老的帕尔米拉城持续了400年之久的繁华。研究表明，不少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在此被拆解并重新编织，以制作出符合西方的织物。

而文明触角的延伸，远不止于此。

“丝绸是咱中国的，为啥取名‘波斯锦’呢？”几位慕名而来的老人望着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馆藏的“波斯锦”，啧啧称奇之余不禁发出疑问。

交融从来不是单向。至汉代，中亚地区丝绸技艺开始发展，逐渐形成独有风格。隋唐之际，中亚丝绸技术对中原带来冲击。文献与考古表明，唐中后期，“波斯锦”“番锦”等通过丝路不断输入，特别是以“波斯锦”为代表的“纬线起花”技术，对整个唐代织锦技术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从历史资料和考古发掘中证实，河北一直占据重要位置。

“上世纪80年代，在有着5400多年历史的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陶纺轮和丝织用的篦子和骨匕，尤其是两件陶蚕蛹，经中国权威专家鉴定，是目前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家蚕陶俑……”我省文化学者梁勇说，这项考古发现表明，滹沱河流域是中国桑蚕养殖技艺和丝纺织技术的发祥地之一。

20世纪70年代，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平纹皱丝织物——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泡泡纱丝织品实物；西汉时期，丝绸之路上最精美的散花绫就产自巨鹿；盛唐时期的河北道，是全国丝纺织技术最发达、产量最多的地区；北宋时期，供给世界最精绝的丝纺织品叫“定州缂丝”；1999年隆化县“鸽子洞”出土丝织绣品46件，其中“褐地鸾凤串枝牡丹莲花纹锦被面”，是目前发现尺幅最大、保存最好的元代织锦……此外，汉乐府《陌上桑》中写道，“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相传这个“喜蚕桑”的秦罗敷便是汉末邯郸城的农家女。

千年岁月，天涯咫尺。藏品和丝路考古交相辉映，带来亚洲文明的古老回响。

“近些年考古表明，丝绸之路时间更早，范围更广，路线更长更多。”河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李宝才说。国内相关学者指出，西汉时张骞通西域，被司马迁誉为“凿空之旅”，开启了古代东西方交流的新篇章，把此前零星、间断、小规模的民间交流转变为大规模、持续、官民结合的交流。汉武帝派遣的官方使节最远到达犁轩（今埃及亚历山大港），首次将丝路延伸到欧洲和非洲。甚至有权威考古学家认为，最迟在西周时期，中国生产的丝绸已通过丝绸之路被运到西域乃至更远。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幽暗灯光下，眼前浮现出一个个身影：汉代张骞、东晋法显、唐代玄奘……一排排无名驼队和马帮，一个个或慷慨悲歌，或凄美婉转，或风光旖旎的故事……“丝绸是柔软的，却能越过漫漫黄沙、翻过崇山峻岭，到达遥远的地方。这背后，是一种雄健的气魄和探索的精神。”梁勇说，这种不断探索、开拓、进取的丝路精神，更能启迪后人，成为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力量之源。

——“创辟荒途，中开正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瓷”航四海，互通有无惠八方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透过展柜，望见素雅的青瓷，耳畔依稀传来熟悉的歌声。“天青过雨”，是指宋代汝窑青瓷，而非歌中的“青花瓷”。据说，这是最美丽的颜色，必须在烟雨天才能烧出来。这种源自北宋的技艺和审美，奠定了后世中国的艺术情怀，更深深影响外销瓷器，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

继李希霍芬首提“丝绸之路”后，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著作《西突厥史料》中又提出“丝绸有海、陆两道”。之后，日本学者三杉隆敏于1967年出版《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中国香港学者饶宗颐发表《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一文，其附论《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就“海道之丝路”进行学术研究。与陆上丝路相比，海上丝路开辟时间稍晚，但辐射范围广、社会影响大、持续时间更恒久，也更辉煌灿烂。

展览上展出的青瓷碗、青瓷碟、青花盘三件碗碟来自阿联酋，均由碎片修补而成，透着莹润之美。“海上丝绸之路途经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抵达非洲东部、北部、红海沿岸以及欧洲……”河北博物院陈列研究部副主任张永强介绍说，相较于越千山、穿大漠的崎岖颠簸，惊涛骇浪的海上丝路，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交流互惠。瓷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近几十年亚洲考古，对此充分予以印证。苏门答腊海域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中国闽粤一带的泉州宋代法石古船、阳江“南海1号”、潮汕“南澳1号”……在我省，则不得不提到渤海之畔的海丰镇。

“南北之浮海者，必以此为市舶要冲”——海丰镇之名，首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是《金史·地理志》。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北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可能在海丰镇遗址及周边。2014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冯恩学提出，海丰镇遗址应为宋金“海上丝绸之路”北起始点，再度引发广泛关注。

“2000年至2014年间，三次发掘海丰镇遗址，出土了大批器物，都表明其在海上丝路的重要性，有助于探究东亚古代瓷器贸易史。”黄骅市博物馆馆长张宝刚说，发现的古代港口仓储遗址，出土了一大批海捞瓷。器型和纹饰，与井陉窑遗址附近河道发现的外运瓷一致。太行山东麓的定窑、井陉窑、邢窑、磁州窑，也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大量瓷器。这在对黄骅沿海23个村进行的水下考古中得到印证。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以瓷为纽带，中国影响世界，世界也影响着中国。

首次对公众展出的青花阿拉伯文无挡尊，上下缠枝花卉，上书阿拉伯文吉祥颂语，关键用料苏麻离青主要来自伊朗等地。青玉花形杯，具有典型的痕都斯坦玉器风格。痕都斯坦是指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及阿富汗东部一带的莫卧儿王朝，其玉器胎体轻薄，纹饰以植物纹为主，器柄多圆雕花苞或缠枝茎叶，体现出伊斯兰风情……

然而，一个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带来更深邃思考。与瓷的素雅、简约不同，古代西亚诸国把玻璃艺术发挥到极致，极度追寻多彩、灿烂。展厅内，很多游客被一组来自黎巴嫩约2000年前的精美玻璃器物吸引——

千花玻璃碗，模仿天然玛瑙的质感和花纹；椰枣形玻璃瓶，表面褶皱的浮雕质感和棕色相结合；长颈锥形底座玻璃瓶，是典型的香水瓶形制；蓝色玻璃迷你双耳瓶，器型源于希腊彩陶瓶……

“古籍中，中国古代玻璃也被称作‘琳琅’‘琉璃’‘药玉’‘料器’。”磁州窑博物馆馆长赵学锋说。不少研究表明，玻璃最早在西亚地区发明。战国中晚期，我国已能制造外观与西亚相似而成分不同的玻璃珠。展厅中，来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的玻璃耳杯，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古代玻璃器皿，经光谱定性分析，主要成分为硅和铅，并含有钠和钡，属中国早期铅钡玻璃。但是，玻璃和瓷终究在中国走上迥异之路。探究背后成因，文化审美是一个重要因素。

美美与共，互补互惠。古代“海上丝路”在商品和文化层面的互补性，始终是这一通道活跃的重要动力与支点。当中国瓷器源源不断输往海外，促进东南亚、埃及、波斯、土耳其等地制瓷业进步时，来自波斯、阿拉伯等地的青花色料、琉璃、掐丝珐琅技术，也成就了青花瓷的辉煌及景泰蓝等工艺的产生。

“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张永强说，古老的文物会说话，互学互鉴才会润泽四方，向海而生、以海为友，应是我们扬帆交流的胸怀之源。

“文”润人心，和谐共生鉴今朝

“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如果不是一次无意间的“蓦然回首”，这幅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拓片，或许会就此擦肩而过。

锡兰山，即今之斯里兰卡。郑和下西洋，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从永乐三年（1405年）首次率庞大船队通使西洋，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历经30余国，对海上交往影响深远。“拓片上有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分别代表明朝皇帝向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神灵祈愿和供养……”河北博物院志愿者讲解员王娟说，拓片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不同族群、语言和宗教文化共存的现象。

三种成熟文字共聚于一张拓片，静静诉说着600多年前的波澜壮阔和友好往来。而不远处，一种更古老文字已刻于圆筒上数千年：楔形文字圆筒形碑文，约公元前19世纪，碑文共70行。学者破译解读为——

“强大的辛伊丁纳姆被众神赋予掌管正义之王位，并在底格里斯河畔大兴土木，成功将流水引向首都拉尔萨，直至永远，特立此碑为铭……”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人类长河中，最早的文明之光出现在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约5000年前，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记录契约、财产清单、赞美歌、祈祷等内容。如史诗《吉尔伽美什》和世界上最早的和平条约“银板文书”等，均以楔形文字形式留存下来。展厅中，那件楔形文字黏土版文书，镌刻着亚述国王阿达德・尼拉里一世下令完成亚述城“新都大城墙”的指令。

然而，风起云涌，持续3000多年的楔形文字历经多次演化，最终消亡于历史长河中。其火种则燎原于远方，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此基础上创造了22个腓尼基字母——这，是世界字母文字的开端。

文字的诞生和演变，深藏惊心动魄。这也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上演。

“印度河流域文明相对保守，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达到成熟期，宗教色彩浓厚，深深影响着周边……”河北师范大学考古系教授、国际岩画断代中心主任汤惠生，曾带领联合考古队对印度河流域哈拉帕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在印度河谷上游，断崖、独石、鹅卵石、基岩等，凡有石面处，大都镌刻着古老文字或图像。包括大量犍陀罗时期的萃堵坡和佛像，以及各种题铭，铭文题记包括佉卢文、婆罗米文、粟特文、帕提亚文、希伯来文……然而，丰富遗存和眼前苍凉，构成鲜明对比。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指文采，但释为“文字”或“文化”，或更能带来历史深处的回响、文明痛处的回音。中国汉字，穿越久远时空，在博大精深中演绎着生生不息——

“般无咎全甲刻辞”“有蚀卜骨刻辞”“土方征涂朱卜骨刻辞”——展厅壁上三幅图画，将人们带入甲骨文世界。作为目前中国所知最早成体系的汉字，约4500个单字，已破译约三分之一，并已具备“象形”“会意”“指事”等汉字造字法。其特点凝结在后世汉字上，也反映在我省20世纪考古发掘的中山篆上。

“修长劲健、肃穆绮丽，是中山篆书写特点。特别是‘中山三器’铭文，不单是记录，更有美术功能……”不久前编撰出版《战国中山三器铭文》的河北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郝建文说。文字，凝结着信仰、审美、志趣、情感，乃至筋骨和思维。而考古学家正是得益于对中山篆的解读，揭开了战国中山国的神秘面纱，且基本弄清其王族世系、文化风貌，印证了其不断融入中华文明的历程。

由文字始，寻觅踪影、回溯历史、考证制度、更正典籍、复原场景……文化和文明，一点点鲜活。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

“文物的价值，在于穿越时空，诉说过往，启迪今天，面向未来。”河北博物院院长罗向军说，亚洲古老文明交相辉映，不同族群、语言和宗教文化共存互惠，共同为文明发展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本版图片由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 龚正龙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