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黎 云 孙鲁明

每年的1月，是黔北山区最寒冷的时节，1935年也不例外。

那一年打下遵义后，很多红军战士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个字：冷！冬雨连绵，口袋里的火柴都潮得划不出火星。

此时的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已有3个月。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这支红色大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人，缺粮少弹、疲惫不堪。

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坚持下，1934年年底至1935年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犹如一招妙棋，一下子缓和了满盘皆输的危局。

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遵义，从此成为我们党历史中不可省略的章节。

此时，博古和李德已经失去对红军的实际控制权，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被大多数领导同志所接受，全党全军急需一次深刻的总结与反省——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军事和组织上的基础。

1月15日的晚饭后，冬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贵州军阀柏辉章公馆门前的煤油灯被点亮，灯光辉映着牌坊上碎蓝瓷片镶嵌出的“慰庐”二字。

一个大火盆烧起了炭火，中央领导和各军团负责人陆续赶来。

辩解、争论、批判，遵义会议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连续开了3个晚上。

3天的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指挥权，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了红军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正如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所说：“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的艰苦努力，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遵义会议后，全党全军进入以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为指导的新的历史时期，其成果最先反映在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上。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红军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第3次渡赤水的前夜，红军主力在遵义的长干山和枫香坝，成功歼灭贸然跟进的川军，大获全胜。

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据新华社贵阳2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