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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获颁纪念章的河北省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共计1万余人。

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中，有52位回国后又投身到新中国地矿事业，大部分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员、志愿军战士、地质工作者，共同身份和人生选择背后，是他们共同的信念和誓言：祖国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战争时期，和平年代，他们都不愧为“最可爱的人”。

从英雄儿女到找矿先锋

2021年3月18日，省人社厅省表彰奖励办公室。

工作人员张本军从电脑存档中，调出《河北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颁发对象信息统计表》。

纪念章颁发对象，为截至2020年1月1日健在的出国作战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为战争服务的后勤保障人员、停战后在朝鲜帮助恢复生产建设的人员。

河北省共计1万余人。

一个个名字从电脑屏幕上滚动而过，在“工作单位”一栏，有一个行业高频率出现——“地矿”。

“省地矿局地质一队”“省地矿局工勘院”“省地矿局水勘院”“省地矿局测绘院”“省地矿局水文三队”……

从总名单中，我们找到一份曾在河北地矿行业工作的志愿军老战士的具体名单，共计52人。

这是怎样的一群人？

他们是一群誓要保家卫国的热血青年。

出国作战时，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17岁。他们中有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兵，而更多的是没上过战场、没扛过枪的新兵。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除了河北本地人，还有的来自吉林、辽宁、湖北、四川、陕西、山西、山东……籍贯分布在全国十几个省。

他们绝大部分为参战人员，分属陆军多个兵种，最多的是步兵，也有炮兵、工程兵、通讯兵。

在战场上，他们担负的职责多样。

有战斗在一线的狙击手、炮手，有灵活机警的司号员、警卫员、通讯员，也有负责后勤保障的军械员、材料员、勤务员。大多数荣立过三等以上战功。

战后归国，他们再次响应国家号召，转业加入地矿行业，从头学习地矿业务，长年跋山涉水，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找矿先锋”，并最终在河北安家落户。

唐山的司家营铁矿、开滦煤矿，邯郸的峰峰煤矿，张家口的宣化金矿、张北铅锌银矿，承德的兴隆煤矿、铅锌矿，保定的涞源钼矿……河北许多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都曾有他们参与其中。

他们中大多数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共同身份：共产党员。

“新疆75号信箱。”这是长达8年时间里，家人对梁宝昌工作的唯一所知。

梁宝昌，89岁，从省地矿局水文四队退休。他18岁参军，1950年10月作为第一批志愿军入朝作战，1951年入党。1967年5月，已经转业到吉林省地质局的梁宝昌接到通知，调入地质部969队，归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军事化管理，赴新疆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那一年，梁宝昌35岁。

到了新疆，梁宝昌才知道，他要参与的是中国核试验工程。

梁宝昌所在的马兰基地，地处罗布泊戈壁滩，那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他们的任务，是在山洞里打四五米深的水平钻孔，再埋入钢筋，或放入活禽，配合核试验。

“为什么选我呢？”梁宝昌起初并不知道当时以什么标准选调人员，但他渐渐发现，身边的每一位战友和他一样，都是党员。

虽然在我们最终拿到的这份党员名单上，不是每一个人都曾像梁宝昌那样执行过核试验工程之类的特殊任务，但从志愿军战士到地质工作者，这份名单上的每一位党员，都曾长期在艰苦的野外环境中战斗、工作和生活。共同的人生经历背后，有他们共同的誓言：祖国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朝鲜战场上的“特殊党校”

梁宝昌是在朝鲜战场上入党的，但名单中大部分人在出国作战时，还只是有朴素爱国心的热血青年，对党员的认识还不多。

志愿军，是他们的特殊党校。朝鲜战场，成为他们历练锻造的熔炉。

“我家里穷，没上过学，到部队才开始学识字，我最早认识的字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志愿军’。”梁宝昌说。

在这份名单中，像梁宝昌一样家中贫困、文化底子薄的战士占大多数，小学毕业就已经算“高学历”。他们对党的认识，大多始于志愿军部队。

而他们的第一课，就是直面死亡，英勇战斗。

左贵忠，92岁，省地矿局地质二队离休干部，祖籍张家口康保县，1951年4月第二批入朝作战，是65军19兵团一名机枪手。

“九死一生。”回忆起朝鲜战场，左贵忠一字一顿地说。

“我趴在战壕里拼命地开枪。等枪声稀疏下来，我往身边一看，战友们都牺牲了，只剩我一个。”如今，左贵忠已经不记得那是哪场战斗，只记得自己后来拖着枪走了一夜寻找部队，直到走到了63军阵地。

人家问他，你的部队呢？“已经没人了。”

经过最激烈的五大战役，左贵忠所在营只剩下41人，连只剩下12人，他的班只剩下2人。

比65军打得更惨烈的，是第五次战役负责铁原阻击战的63军。

1951年5月，为了保卫军需物资重要枢纽铁原，63军三个师用命拼杀，坚守阵地13个昼夜，遏制了联合国军4个现代化装备师、44000余人的轮番进攻。最终，当63军奉命撤下阵地时，只剩下约2500人。

“连一个团的建制都不够了，之后补了五次兵源，才重建军团。”刘生发，92岁，省地矿局地质六队离休干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正在西北战场剿匪的刘生发，随部队被调往朝鲜补充63军，编入567团3营9连——老人一生以能加入63军这支“英雄铁军”为荣。

“我们班，只有副班长一人是原来63军的老兵，他就是党员。但没多久，他在一次炮击中也牺牲了……副班长倒下了，还有我们，如果我们也牺牲了，还会有新兵。”说到这里，老人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我们志愿军是打不垮的！”

这份名单上绝大部分志愿军战士，当年都只是普通一兵。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在朝鲜战场这所特殊的“党校”中，基层连队的排长、班长大多是党员，年轻战士对党员最具体直观的认识，就来自他们。

叶怀成，88岁，省地矿局测绘院退休干部，1952年12月随部队入朝。在朝鲜阳德到谷山一线，叶怀成所在的部队曾专门负责保卫工作，护卫军用物资卡车安全开往前线。

敌人的轰炸机、侦察机不时在空中盘旋，战士们面临生死抉择。

一天，凌晨三四点钟，叶怀成的班长巡视道路，发现一枚敌人投下的没有二次爆炸的子母弹。

“班长让我们都退后，他一个人匍匐在离炸弹三四米远的地方瞄准炸弹，想把它打下山坡。”叶怀成一直记得那时的情景。一声枪响，接着一声巨响，炸弹从道路上清离，战士们安然无恙，班长却当场牺牲。

惨烈的战争，身边的榜样，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奉献精神，深深烙在每一位志愿军战士心中。

1951年2月10日，农历大年初五。

梁宝昌的部队在“三八线”南北打防御战。一天一宿战斗结束，他和东北的战友围在一起，解开干粮袋子，抓一口炒面，和一口雪地的雪。

“战友们一边吃一边说，这时候，搁东北老家应该正吃‘破五’的饺子呢。”老人微笑着回忆说，“我们在朝鲜冰天雪地里吃炒面，不就是为了祖国人民能在家吃饺子嘛。”

万水千山的“特殊战场”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订。

战士们回国时，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徐徐拉开序幕，地质行业，人才紧缺。响应“为国家找大矿找富矿”的号召，许多志愿军战士从枪林弹雨的战场，又转向新的“特殊战场”——地质队。

名单中的志愿军战士，就这样先后扎根河北，成为地矿行业的“侦察兵”“突击队”“先锋队”。

到1960年前后，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已经成为共产党员。

在地矿行业这个新的“战场”上，在祖国大地的万水千山，仍然要跋山涉水，仍然要风餐露宿。下夜班要拿着木板子防狼，野外帐篷被风沙埋到腰……可说起地矿一线的艰苦，老人们总是轻描淡写。

很多人甚至会说，“不苦”。

因为朝鲜战场，才是他们的参照。

事实上，地矿工作不仅艰苦，还有危险。

地质二队退休工人、91岁的刘福顺撸起袖子，每只小臂上露出一道十几厘米的疤。

那是1974年3月24日，唐山司家营铁矿正在会战中。深夜，钻机上出现卡钻事故。“父亲当时是机长，因为深知此类事故的危险程度，他把年轻的工人换到后面，自己站在最前面。结果链钳断了，猛地回弹，击中他的双臂，两条胳膊全都粉碎性骨折。”刘福顺的儿子刘继东说。

后来也成为一名地矿人的刘继东，很能理解父亲“站在最前面”的选择。“在地质队，处理事故从来都是党员干部先上。”

那次事故，刘福顺双臂打了12个钻孔，植入3块钢板。可伤养不到3个月，他就主动要求返回了工作一线。

“在钻机上干活，受伤很多时候是难免的。”叶怀成伸出右手，只有四指，没有食指——也是处理钻机事故时压断的。

曾见惯了生死的战场经历，使他们对自己的牺牲和伤痛看得很轻。

地矿行业，也意味着长年野外作业，必然与家人聚少离多。

张家口市桥西区榆树院4号，曾是省地矿局地质三队的家属院。小院共有9户人家。

“我们小时候，院里的爸爸们都是年初走、年尾回，一年里大部分时间不在家；妈妈们也都要上班。我姥姥一个人管着全院9家人的钥匙，每天早晨挨家帮大家倒垃圾。院里谁家的孩子不想上幼儿园了，都哇哇哭着找我姥姥。”地质三队离休干部刘致祥的二女儿刘春香说。

“从1960年到1989年，29年里，我父亲在家的时间只有1年多。”左贵忠的儿子左跃增粗略算过。

每个地矿家庭有各自不同的难处，可老战士们的说法却大体相似：“家里人的辛苦我知道，但要是都守着家，谁给国家找矿？”

找矿，成为他们一生的“战场”，甚至成为很多地矿家庭的共同事业。

刘致祥一家三代16口人，有8人先后从事了钻探、水文、测绘、维修、化验等地矿工作，其中6人是党员。

其中，还包括大女儿刘春华、二女儿刘春香和孙女3名女地质工作者。

“我姐姐1975年高中毕业就加入了地质三队的‘三八女子钻机’，从工作第二年，连续三年被评为队里的劳动模范，还成为了班长。”刘春香说，直到自己被抽调到姐姐的班组工作，才知道这些成绩来之有多不易。

“那时候我们在张北，冬天室外温度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白毛风刮得走路睁不开眼睛。22米高的钻塔，每次提钻我们都徒手爬上、爬下……”钻机转场时，年轻的女队员们和男队员一样拆塔、建塔。

常年在钻机上工作的刘致祥，应该知道钻机上的苦，可他为什么还要让孩子们从事地质工作呢？

“那时候我们国家穷，没有矿，从外国买太贵了。我们家里人要是都去地质队干，多找点儿矿，国家就能富裕点，老百姓就不受穷了。”老人淡淡地说。

矿，成为他们一生的心结。

1974年司家营铁矿会战，是叶怀成带队选的矿点，但工作一年多后，他就调离了。年近九旬的老人，至今一直惦念着“司家营铁矿后来开发得怎么样”。

笔者告诉他，司家营铁矿已经是储量亚洲第二、产量亚洲第一的铁矿。“真的吗？那太好了！”老人眼中闪出惊喜的光，激动得几乎要从椅子上站起来。

记者手记

把最深情的爱许给祖国

2020年“八一”建军节，张家口的志愿者去慰问刘致祥，临走前向这位抗美援朝的老战士、老党员敬礼致敬。当时，86岁、半身不遂的刘致祥，愣是用力举起手臂，由老伴儿托着，回敬了一个军礼。

和刘致祥一样，采访中每一位老党员都有相似的特质，对自身的言行要求标准高。

刘福顺的党组织关系在工作调动中丢失，原本1957年入党的老党员，却做了十几年群众，直到1971年重新入党。

问老人委屈吗？他笑笑：“委屈啥？不委屈。我心里知道自己就是党员，就要以党员的标准铆足了劲儿地干。”从1956年到1960年，他一直是队里的先进工作者。

梁宝昌当年在新疆戈壁滩执行核试验任务八年。如今记者向他问起此事，这位老党员还要犹豫片刻，想一想到底能不能讲。严守党的秘密早已成为习惯。

离休的刘生发，有高血压等慢性病，如果住院保养，根据离休待遇，医疗费百分之百报销。但他多次拒绝孩子们让他住院的提议，说：“不能占国家便宜，能给国家省点就省点。”

他们心中，时刻放着党和国。

那“家”，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从十几二十岁离家参军，他们很多人印象最深的一次回家是娶亲。带着老家的媳妇再次离家后，很多人再也没有回过故乡，甚至连父母双亲去世，都没赶上送一程。

他们很多人的家，似乎更像个“旅馆”。他们大多从事地质工作几十年，每年大概只有一个月是在家度过的——没能见到孩子出生，没有陪伴孩子长大。

这些老战士、老党员不恋家吗？

叶怀成记得在跟随部队北上的闷罐车中，一位战士小声对他说，一会儿能不能把小窗口的位置让给他看看，因为火车马上就要路过他的家乡。“那就是我家，那就是我家！”叶怀成至今记得他激动地喊，却不知道最后这位战士有没有活着回到家乡。

梁宝昌从朝鲜战场回来就随部队南下了，在长春火车站草草写就的两封家书，一封也没能寄到家里。

两年以后，当他在部队立功的喜报送回家，他的哥哥嫂子已经给他烧了两年纸了。“家里人说，小梁子没死，还活着。”讲到这里，老人哭了。

刘致祥在张家口市宣化黄家梁铁矿参加会战时，母亲去世了，他没能赶回陕西老家。女儿刘春香记得，父亲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好久，不让家人看到他的泪水。后来，他坚持把家里的老宅留给一直照顾母亲的侄女，要感谢侄女替自己尽孝。

谁不想家，谁不惦念家人？只是在这些老党员心中，比“小家”更重的是“大家”。他们早已把最深情的爱，许给了祖国。

后辈也懂得，他们一生的信仰和选择。

刘致祥的外孙马大威也入了党，在地质三队从事水文地质工程工作。2019年被队里评为劳动模范，他第一时间把证书拿给姥爷看。

文/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