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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项工程”，一个对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来说有些陌生的名称。

如果把时间拉回60多年前，“156项工程”却是频繁见诸各级政府工作计划和各大媒体的热点词汇。

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156项工程”,被公认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基之役”“让新中国形成了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雏形”。

在“156项工程”中，有一个独占其中两项的制药厂。它，就是坐落于石家庄、被称为共和国的“医药长子”的华北制药厂。

“156项工程”中唯一的抗生素厂

“在‘156项工程’名单中，军事工业、冶金工业、能源工业是占比最高的项目类别。但有一个项目，在名单中堪称独一无二。它就是‘156项工程’中唯一的抗生素厂——华北制药厂。”谈到华药在“156项工程”中的特殊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剧锦文开宗明义。

剧锦文告诉记者，现在已经见惯了各种抗生素的人们，恐怕很难想象抗生素在当时的重要意义——在抗生素问世以前，人类一直未能拥有高效治疗细菌性感染且副作用小的药物，如果有人被细菌感染，几乎就意味着死亡。

直到抗生素，尤其是青霉素被发现和提取，这一局面才得到彻底改观。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甚至把青霉素的研制放在同研制原子弹同等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实施的禁运，青霉素价格一度十分昂贵。1949年，1瓶20万单位的“盘尼西林”（青霉素），虽然仅重0.12克，却相当于0.9克黄金的价格。

1951年，上海第三制药厂建立，年产青霉素几十公斤，但仍远远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

年轻的共和国急需建立自己的抗生素大厂！

问题随之而来——这个在“156项工程”乃至全国范围内独一无二的抗生素厂，应该建在哪儿呢？

“当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首都北京。”2021年12月20日，94岁高龄的华药原经济师刘太元在深圳的家中，向记者电话回忆起了60多年前为抗生素厂选址而奔波的那些日日夜夜。

1953年4月21日，时任山东新华药厂生产科科员的刘太元和该厂厂长袁荣被抽调到轻工业部参加抗生素厂筹建，同时抽调的共8人。按要求，他们要先去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再去北京报到。

当年6月1日，刘太元一到北京，就被调入刚成立的筹备处厂址调查组，他们的任务是：为由苏联援建的抗生素厂、淀粉厂选择厂址，并收集汇编基础资料。

刘太元告诉记者，北京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对建厂有严格限制，因而被迫放弃。同时，上海、大连、沈阳、青岛等原有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也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尚在进行、要考虑防空因素的缘故，被直接排除了。

于是，更大规模的筛选开始了。

抗生素厂和淀粉厂对厂址有一系列要求：要有丰富优质的水源，有足够的电力、蒸汽供应，接近原料（主要是玉米）产地，要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需要一定工业配套能力。

“那时候就是到处跑资料啊，跑水利部查水文资料，跑军委气象局抄历史气象数据，跑粮食部调查玉米产地情况，跑交通部、铁道部搜集交通运输条件……真是大开眼界！”刘太元感慨道。

在一系列调研的基础上，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太原、石家庄、邯郸、西安、成都等厂址候选地被提出来了。

“石家庄地处华北粮仓，地下水资源丰富，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更为关键的是，它在候选城市中距首都最近，科技交流和咨询都很方便。”就这样，建城历史最短、最不起眼但综合条件最好的石家庄，成为首选方案。

1953年6月23日，由刘太元等5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来到石家庄选址。他们取得了石家庄建设局等相关各局委的大力支持，做了许多调研。

一路调查下来，刘太元一行回到北京后，厚厚几本厂址调查报告经轻工业部报送国家计委。

1953年12月31日，国家计委正式发文批准抗生素厂、淀粉厂、玻璃厂建在石家庄，主要设备由苏联、民主德国供应，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

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开始崛起在华北平原。

这，就是后来的华北制药厂。

举全国之力的高标准建设

直到今天，94岁高龄的华药原副总工程师刘剑章仍对近70年前召开的那次会议记忆犹新。

那是1953年8月初的一天，北京医学院（现已并入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的一间小会议室内，25位应届毕业生参加的毕业分配会正在举行。

作为当时新中国医学最高学府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们中的10位，被直接分配到当时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抗生素厂筹备处（当时还没有确定厂址，还不叫华药）。

“我记得，这10人中有我们的班长、支书等班干部，还有我。”刘剑章至今难忘被选中时的光荣和自豪，“能被选中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那是无上的光荣，很多同学都羡慕我们。”

事实上，自1953年6月1日起，就在刘太元等人为抗生素厂最后选址马不停蹄奔忙的同时，国家已陆续从各地医院和轻工行业选调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长以上骨干429人，制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62人，加上一批大中专优秀毕业生，组成了堪称豪华的创业人才阵容。

而在抗生素厂确定选址石家庄后不久，河北省也立即派出当时的石家庄市委常委、副市长沈万山领衔担任建厂筹备处主任，并从省内五个地区调集数十位县级干部任中层干部参加筹备工作。

同时，国家还派出84人赴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学习生产管理和工艺操作。在国内组织了多期俄语、德语训练班，对新工人进行文化和专业培训。

此外，还有1300多人到沈阳、大连、北京、上海等地的科研单位进行实习。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如此大规模、高层次的人才选拔和培训，可见国家当时对抗生素厂的重视程度。多渠道的培训，也让华药迅速汇聚了一支较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职工队伍。

除人才选拔和培养外，华药的建设规模和施工标准在当时也堪称一流。

“156工程统共只有三个医药项目，华药就占了两个——淀粉厂和抗生素厂。在那个年代，国家为华药投资了7000余万元，在建厂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说是无条件支持，用举全国之力形容华药的建厂，一点也不为过。”谈起当年建厂的气魄，后来担任过华药副总工程师的刘剑章难掩激动之情。

“当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都十分关心华药项目的建设，曾表示‘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把厂子建好’。毛泽东主席也专门指出，‘你们需要搞得再快一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专门做过厂史调查的华药报社原社长戴泉力告诉记者。

对全程参与华药选址的刘剑章来说，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华药淀粉厂那座72米高的工作塔。

这座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工作塔，在后来很长时间里，都是河北最高的构筑物。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华药商标，中间高高耸立的，就是这座工作塔。

“工作塔的建设过程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刘剑章回忆，在苏联专家指导下，采用了当时先进的升模建造工艺，用巨型钢制模板卡在工作塔上，建设一层，升高一层，“建设过程中，就有很多人好奇，这建成了得是个什么样。”

虽然这座工作塔只相当于今天24层民居的高度，但在当年城市建筑普遍只有一两层高的情况下，已是堪称“高耸入云”的城市地标。

在那个年代，年轻的工人们曾以在这座高塔里工作为荣。

诸多新技术的应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援，让华药建设的进度十分迅速。

1954年，3栋工人宿舍主体拔地而起。

1955年，淀粉厂、抗生素厂、玻璃厂陆续破土动工。

1956年冬，淀粉厂建成。

1957年7月15日，淀粉厂投产。

1958年3月13日，玻璃厂制造出第一批玻璃小瓶。

1958年6月3日，第一批青霉素正式下线。

……

从此，中国告别了青霉素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

菌种的国产化之路

淀粉厂、抗生素厂相继建成投产以及第一批青霉素正式下线，无疑让人欢欣鼓舞。

但对华药人来说，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摆在他们面前——国产菌种的培育。

“如果把抗生素生产比喻成农民种庄稼的话，那菌种培育就相当于农业里的育种，种子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庄稼的产量和质量。”如今已90岁高龄的华药原高级工程师陶静之介绍。

作为华药抗生素菌种从依赖进口到国产化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陶静之深知菌种培育的重要性。

她告诉记者，1958年华药刚投产时，使用的是从苏联空运过来的菌种。“当时生产青霉素的菌种需要从苏联空运，这不但带来了产量不稳定的问题，还使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其实，早在抗生素厂正式投产前的1954年，刚从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毕业的上海姑娘陶静之，就被分配到华北制药厂。

由于当时华药正在建设，她首先被派到上海制药三厂实习。实习期间，陶静之奔走于上海第三制药厂和第一医学院，一边为菌种选育积累知识、寻找资料，一边向师傅一步步学习菌种培育工艺。

1956年，陶静之正式回到华药，投入到紧张的工艺试验中。

当时，华药除了生产菌种要从苏联进口，还有青霉素小罐接种的小米孢子也要用飞机从苏联运来。当时使用的“苏联菌种”平均只有2500个单位，而且极不稳定，有时候会“颗粒无收”。

“这对我们这些年轻技术人员来说刺激很大，特别是后来我们花了3万美元从美国进口了一种自称1万单位的菌种，结果经过验证却没有成功，对我们的刺激就更大了。”陶静之回忆。

“我们搞自己的菌种行不行？”在技术和成本的双重压力下，陶静之和同事们萌生出这样的想法。

“当时，国际上抗生素工业化生产也刚刚起步，国家之间都互相保密。帮助我们建厂的苏联专家也反对我们自己选育菌种。他们认为，选育菌种是科研单位的事情，工厂只负责用科研单位提供的菌种进行生产，根本没有能力进行菌种的选育。”陶静之说。

“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菌种。”抱着这样的决心，陶静之和同事们开始了对菌种培育的摸索。

育种就像大海捞针，没有量根本选不出来。陶静之一开始筛选出的高单位菌落有150多种，可实验室里的摇床是苏联笨重的铸铁老设备，一台只能放36个瓶子，150多种菌全部筛选完恐怕得好几年。

为了提高效率，负责摇瓶机检修的工人巧妙地扩大了承载量，一下子提高了选育菌种的进度。选择、培养、接种、扩大，这样枯燥的过程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有的菌株淘汰，有的菌株晋级。

经过一年辛勤研究，1958年12月，华药自己选育的一株青霉素新菌种诞生了，用于生产后，发酵单位提高了34.6%，立刻震动了全厂、全国。

在没有专家指导的情况下，陶静之凭着自己的知识、经验和信心为中国选育出了第一株青霉素菌株，并将其命名为“XP-58-01”。这枚菌种，结束了我国菌种依赖进口的历史。

此后，陶静之与菌种组又相继选育出了10个青霉素高产低耗新菌种，使青霉素的产量大幅度提升。

“华药国产青霉素菌种的培育成功，迅速带动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价。没多久，曾售价数倍于黄金的青霉素，就降为几毛钱一支。苏联专家对我们的发酵单位之高感到惊讶，‘老师’转过头来认真地抄我们的生产批报了。”陶静之回忆。

陶静之的经验促进了链霉素、土霉素、去甲万古霉素等新菌种的选育，更支援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抗生素生产，开创了中国抗生素工业化生产的新纪元。

到1978年，华药产品由最初的5种，累计增加到75种；抗生素总产量从1958年的91吨增加到1978年的1655吨，企业初步具备了自身生产规模大、成本低的基本优势，为建成我国第一个大型抗生素生产基地奠定了基础。

投产后的华北制药厂，还积极承担了全国46个抗生素厂、药用玻璃厂、淀粉和葡萄糖厂的援建工作，分别调出配套职工1389人，无偿提供技术、菌种、人员等各方面的资源。

此外，华药还先后支援了朝鲜、越南、蒙古、罗马尼亚等国家的药厂建设，为推动新中国制药工业发展和优化我国国际环境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新中国制药工业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