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桫 椤

在近些年的文学现场，“城市文学”作为一个话题保持了较高热度。在中国，虽然乡土文学的地位远甚于城市文学，但后者并非没有历史传统。从广义上论，《诗经》中诸如“出其东门，有女如云”（《郑风·出其东门》）、“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商颂·殷武》）等诗句对城的记载，以及诸子散文对孔子、孟子等出入都邑的描写，都可看作是城市文学的雏形。由此，古代城市文学的脉络一直绵延至明清小说，其由少而多、由浅入深的轨迹清晰可见。当然，这与城市和城市生活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近现代以来，伴随“西风东渐”，率先在沿海地区以及南方，现代意义的城市生活在古老的中国孕育而生，城市文学获得了新的特质，并逐渐蓄势成为当下最活跃的创作领域之一。以时间为坐标来观察，城市文学可以分为古代城市文学和现代城市文学两个类别——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又不仅仅是历史的先后顺序，而是古代和现代城市文化精神的不同。

通俗而言，城市文学是以城市为书写对象的写作。但，这其中“人”才是城市文学的灵魂，城市不是主体，而是客体或“他者”。从人出发，城市文学中的“城市”主要作为生存环境被描摹、想象和建构。就写作者的视角来看，将城市本身作为题材的散文和非虚构作品往往把城市历史、生活和风物作为审美的对象。古代班固的《两都赋》、左思的《三都赋》，现代如老舍的《想北平》《北京的春节》，当代秦牧的散文《花城》等都是这类作品中的典范之作。邱华栋的《北京传》则是近年来城市文学中的新收获，而2004年吕林编写的《小镇：精神魏玛》，以文学手法正面为一座城镇立传。与此相似的还有林那北写福州“坊”与“巷”的《三坊七巷》。这种把目光聚焦于一个地理所在的写作，不禁让人想到埃米尔·路德维希的《尼罗河传》以及徐刚的自然文学名作《地球传》。在从古至今的审美脉络中，城市获得了与自然地理同样的客体地位，写作者是把城市当作精神家园的形象来刻画的。

除了将城市本身作为主要观察和审美对象之外，大部分城市文学作品以城市为人物活动的地理和历史空间背景，这主要表现在以小说为代表的虚构文学中。在农耕文明时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在农村，城市作为比农村发达一些的生活场所频繁出现在文学描写和想象中，铁凝的《哦，香雪》、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等。远在农村之外的城市发达的物质条件和文明生活代表了中国社会新的发展愿景，这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农村的流传一样，都是一个时代的观念象征。在这些作品中，城市及其生活方式是人们所憧憬的美好生活所系。城市文学的另一个向度是对都市生活及其价值的批判，这也是一个传统主题，从沈从文及其以前的作家就开始了，沈从文的《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知识》等作品皆是此例。伴随城镇化步伐加快，特别是大部分人口转移到城市生活之后，这一主题不断被张扬。值得注意的是，对城市的批判常常是写作者站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传统文化立场上来进行的，代表着社会发展中传统与现代两种力量的角力。

尽管一些城市文学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城市元素，但是从文化基础上来说，无论是向往还是批判的视角，城市作为与乡村相对的“他者”，这些作品很难说抓住了城市文化精神的本质。现代城市文学的特质是将城市生活作为审美客体，以城市与人的关系作为基本伦理，写出城市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和给人的命运带来的影响。上海是中国现代城市文化发育最为充分的超大城市，金宇澄的《繁花》表现“宏观大历史下小人物随波逐流的命运无常的无奈”，而凭借独特的沪上方言、群像式的人物、传统的海派风情的书写，通过“对上海普通民众和饮食男女的重新建构”，呈现了“上海与上海人”的独特文化关系。这种以城市历史为背景的写作，不仅使小说具有了坚实的叙事基础，更以文学的方式为上海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再往前追溯，范小青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裤裆巷风流记》则通过生动的苏州方言讲述发生在小巷子里的人情琐事，对苏州这座古城的风貌进行了艺术观照。从城市的角度观察，这些作品写出了城与人的不可分离性，离开那座具体的城市，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将不复存在，这似乎也可以作为评价城市文学的某种标准。

城市生活对青年一代的影响远大于前辈，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在人身上逐渐加深的城市印记。以对北京的书写来看，在老舍、刘绍棠、王朔等“京味儿”作品对北京的朴素呈现之后，年轻作者笔下的北京深刻改变着人物的精神世界。徐则臣以外来者的身份观察和体验北京，以北京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塑造了一批怀揣理想到北京打拼，历经艰难却不得不面对失败的小人物形象。卖盗版盘的敦煌（《跑步穿过中关村》）、办假证的边红旗（《啊，北京》）、与朋友合伙经营小书店的王一丁（《西夏》）等，这些身处边缘的人物无疑代表着北京的另外一种真实，是一个特定时代的象征。石一枫是在“北京大院”里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世间已无陈金芳》被称作塑造了“城市新人”的形象，主角陈金芳从乡下转学来到北京，进入社会后新的生活重塑了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成长为一名成功的艺术品投资商后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破产，最终在城乡接合部的一幢公寓楼里自杀未遂。在“成功哲学”畸形价值的引导下，人物自我膨胀后迷失了人生方向，在陈金芳身上同时显现着城市作为“天堂”和“人间”的不同属性。

在当下关于城市文学的讨论中，与乡村书写的对比是一个路径，有研究者认为应当在与乡土文学“对位”的意义上讨论城市文学。城市书写与乡村书写之间的重大区别，还在于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生长性。由于大规模的建设和设施更新，在大部分新生的城市中，以建筑、风物、市井生活方式等为依托的文化精神，还不足以形成稳定的文化力量来影响人的心理情感，这也就是为什么相对成功的城市文学作品，其地理空间绝大部分在一些既有历史传统又有城市内涵的地方。对城市的书写耽于对表象的关注，而缺乏对城市精神的挖掘，这是当前城市文学创作中的缺憾之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书写的价值。与此不同，成功的乡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总是从他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精神中获得生机，这应当成为城市书写可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