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恒雷

公元前99年，李陵出击匈奴遭遇失败，不得已投降。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震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想活下来找机会回报大汉的。”

然而，公孙敖迎李陵未果，便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随后，汉武帝诛杀了李陵的亲族，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之罪。诬罔之罪为大不敬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但自己所著述的《史记》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了属于“太史公”的神圣使命——“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皇皇巨著《史记》，最终在司马迁艰难而伟大的取舍中成书。

1906年初，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观看了一部短片，记录的是日俄战争期间，有些中国人被怀疑为俄国间谍，被日本人当众砍头，而围观的中国人只是麻木地看着。鲁迅被深深地震撼了。他意识到，中国人的问题不在身体，而在国民的灵魂。他想，即便自己学医成功，不过是可以医治好一部分人的身体而已，但国民的灵魂已经出现问题，那是更具有普遍性的事情，他决定“弃医从文”，拿起笔来，唤醒麻木的中国人的神经。于是，一代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就此诞生，一篇篇影响至今的文学佳作，在鲁迅先生的郑重取舍后，横空出世。

再说今年初因病逝世的著名学者黄大年先生。他曾获全国30个公派出国名额之一，被选送至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在英国期间，他成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家，拥有优渥的科研与生活条件。2009年，他接到母校吉林大学打来的一通电话，国家“千人计划”实施，学校邀请他回来报效祖国。随后，他毅然放弃英国的一切，选择了母校吉林大学做全职教授，成为东北第一位引进的“千人计划”专家。

这些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在民族大义与个人荣辱的取舍中，其价值取向无疑令世人钦敬、折服，他们的光辉事迹，也必将照耀千古、永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