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周聪聪

［阅读提示］

他，一直被戏剧界称为“拼命三郎”，55年创作生涯中，先后创作了50多部舞台剧、10余部影视作品，出版了7部剧作选和5部评论集。

他是戏剧圈里的“获奖专业户”，所创剧作9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多次获得文华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等奖项。2007年话剧百年，被国家文化部、人事部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话剧艺术家”。

他首提“山庄戏剧”，用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记录时代发展的年轮，开创了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戏剧风格，成为中国戏剧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他执迷戏剧、力求完美，屡屡在已经耕耘过的题材上进行再创作，不断发掘原题材深厚的生命底蕴，并形成“重耕”这一独特的创作现象。

他，就是我省著名剧作家孙德民。

在生活中真实的人，在戏剧中也应该是真实的

记者：您一直被戏剧界称为“拼命三郎”，作品以量多、质优、高成活率而著称。这次《李保国》又让您收获了第9个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加上7部作品获文化部文华奖，3部作品获中国文联、中国剧协颁发的曹禺戏剧文学奖，可谓著作等身、成就非凡。如今您已经76岁了，有没有打算放松一下？

孙德民：停不下来。我现在已经在写塞罕坝了。到现在我已经四上塞罕坝，跟踪采访了三四十个人，并一一走访了望海楼和林区里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

记者：您在戏剧创作方面应该是驾轻就熟的，为什么还要这样辛苦地下去跑？

孙德民：在生活中真实的人，在戏剧中也应该是真实的。作者只有下去，重新接受一次感动，才能真实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这必须建立在大量的实地采访的基础上。

就好比这次写河北梆子《李保国》，其实李保国去世后，关于他的报道和报告文学很多，这些材料可以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但对我来说，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寻找到一个人的精神高地和价值坐标，才能走进他的情感和性格，甚至走进他的痛苦和疾病。

两三个月时间，我到李保国生前工作的前南峪、岗底、葫芦峪、河北农大，和他的领导、同事、妻子、儿子、学生聊，我一再提这样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这么做？

后来我慢慢找到了答案。所以在剧中，我才能让他在大段对白中吐露这样的心声：“我就是想为老百姓干点事，干成点事。所以才会有很多不该有的遗憾，也会有很多不该有的牺牲。”

记者：业内人士说，大段的内心独白往往都是您剧本中的亮点和高潮。

孙德民：我所创作的剧本，都力求把它们写成带有一种浓重社会因素的心理戏剧，用人物的心理情感冲撞启动舞台事态的发展，对戏里的每个人物都在他们的心理上下功夫。写人物之间情、理的冲突，寻找每个人物灵魂居住的地方，揭示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寻找每个人对生活与人生的感叹和思考，以及在命运沉浮中的生命体悟。

比如我在《帘卷西风》中，写慈禧跟咸丰鬼魂的对话：“你不用吓唬我！我不怕你！（冷笑）要是麻雀能使苍鹰敛翅，兔子能把猛虎吓跑，你就现出真身吧！即便是叫魔鬼丧魂的东西，我也敢正眼瞧它，别忘了我的祖宗也是白山黑水长大的！大清朝要靠我——叶赫那拉！叶赫那拉！”

这种歇斯底里的发泄，既表现了她的野心极度膨胀，又表现了她谋划政变时的心虚与后怕。而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深度地采访和材料整理上。当初为了写《懿贵妃》，我查阅有关辛酉政变的资料，读过的史书就有30多本。记得当年，我在承德市新华书店发现了一套《筹办夷务始末》，我非常高兴，可再一看，好几十元，比我一个月工资还多，买不起，就趴在柜台上，一边读，一边抄，一趴就是一个星期。

记者：回过头看，您的成就与付出是成正比的。

孙德民：剧作家的成就永远和深入生活成正比。

从事戏剧创作，我其实是半路出家，大学时学的文学理论，看似和戏曲八竿子打不着。但我从小喜欢戏剧，我老家在承德，上小学时就看承德话剧团的戏，对戏剧特别感兴趣。大学毕业后，我主动要求到承德话剧团。其实当时我不懂戏剧创作，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写剧本时曾把《电影文学》杂志中的所有剧本，从创刊一直到当年的全看了一遍，光做的笔记就有十几本。

很多人觉得我有戏剧创作天赋，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勤能补拙。从1962年开始从事创作至今，已经整整55年，我习惯少睡，几乎从没休过周末，没陪爱人孩子逛过街。

现在虽然退休了，我在这里（河北电影制片厂）办公，仍然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很多人跟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这是干啥呀。我觉得我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坐在这儿写东西。

作品是作者情怀的展露，没有一部不是把作者感情写进去的

记者：提到您，便不得不提到“山庄戏剧”。作为“山庄戏剧”的开创者和实践者，“山庄戏剧”的创作也是您和承德话剧团在20世纪80年代话剧生存困难时期走出的一条独特的成功之路。

孙德民：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影、电视剧、歌舞厅等娱乐形式的增多，戏剧空前寂寞，被戏剧界称为“话剧危机”。不过这段最困难的时期是“山庄戏剧”的形成阶段，也成为我创作最丰硕的时期。

记者：这段低潮期也奠定了您的取材方向和创作风格走向。

孙德民：不错。1980年，我国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张庚来到承德，重温发生在承德的“辛酉政变”这段历史，并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历史题材，应当进一步开掘”。这句话点醒了处在困境中的承德话剧团。1982年4月，我创作的第一部历史题材“山庄戏剧”——《懿贵妃》上演，这部戏获得了巨大成功。

此后，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和承德本土有关的题材——农村生活领域创作出了《愿望》《泉水河》等，同样获得了成功。这为冲破当时的话剧危机指明了方向。此后我们的创作主要包括两大块内容，一是立足于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宫廷和民族关系的题材，二是塞北山区的农村题材。

记者：历史剧和农村剧反差很大。很多人不理解的是，为何您会对这些不同领域的题材驾驭得都如此纯熟，甚至您的乡村俚语也是随手拈来？

孙德民：作品是作者情怀的展露，没有一部不是把作者感情写进去的。虽然我从小生活在承德市区，但我的作品更多写基层，写农村干部，是因为对这些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大学时我作为学生党员下村，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和农民一起吃“三两三”。所谓“三两三”，就是玉米秸轧一轧，加上碱面，水磨加工后，蒸成棒子面饼子，一顿一个饼子，一碗白菜汤。1964年我到承德话剧团后，又在农村待了三年。在农村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中国农民的苦难，也感受着他们的勤劳和善良。我到现在都记得，村里的民兵连长郭发，家里穷得没东西吃，中午只能喝口凉水，便接着下地干活。就这样，端午节，老百姓自己只舍得吃一顿粽子，可一听说我爱吃，家家户户都给我送粽子，让我能吃一个月……

这些经历，让我希望能帮助中国农民摆脱贫困的命运，所以我的作品自然而然有了基层视野。

记者：您的作品很多都是着眼于重大的社会矛盾，入手却是日常生活中的人伦情感和生存悖论，情感与生存的复杂纠葛构成了您的剧作最具艺术魅力之处。

孙德民：这么多年过去了，青龙沙河村、隆化四道营村一直是我的“生活基地”，我保留着与那些十分知心的农民朋友的联系。即便后来到省里当了省文化厅副厅长，和他们的联系一直没断过，当年他们考驾照、买化肥，甚至凭票买白糖这些事都会找我帮忙。有段时间我家跟旅店一样，邻居都说，怎么总见你家有村里来的亲戚。我一直关注着他们，也亲眼看着中国农村近四十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生活中来的东西时代感强，与老百姓所想所需是一致的，而这也弥补了创作上的不足。

比如同样是农村干部，我的话剧《野百合》，写的是村支书带领群众改革开放，走出贫困的艰难；河北梆子现代戏《日头日头照山乡》是写一个青年被指派到一个上访告状村当包村干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做的无私奉献；话剧《雾蒙山》则写了农村转型期一个敢于担当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这些故事中的人物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

记者：也正是因为您对农村的感情和关注，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从您的作品中能读出时代变化的年轮。

孙德民：我们都承认戏剧永远是生活对作者的震颤，也永远是作者对生活的深层开掘。当今，面对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内心、精神和价值取向遇到了哪些碰撞和颠覆？他们有哪些痛痒和需求呼唤我们去关注？我们能不能捕捉到这一代农民在改变命运过程中的那种精神？这些都是我不断追问的。

这些都不可能是一两次座谈会能解决的问题。我始终觉得，农村作品创作不是创作技巧问题，而是深入生活的问题。

一个继续挣扎和攀登的我

记者：您曾在一个座谈会上这样介绍自己，“如果谈到我，我愿意告诉大家三句话，即，一个离不开大家的我，一个拼命的我，一个继续挣扎和攀登的我。”

孙德民：我觉得，只要肯下功夫，别怕吃苦，再加上虚心，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记者：“虚心”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孙德民：从事创作55年来，我先后写了50多个剧本，没有一个没经过“审判”。每次写出剧本，不管是给哪个院团写，我都要邀请专家座谈提意见，而且座谈都不止一次。《雾蒙山》开了十多次。印象最深的是《晚雪》，座谈时专家对初稿几乎全盘否定，但他们也提了很多建议，到第二次研讨，中间隔了一年多时间，最后《晚雪》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

我总觉得现实生活复杂又丰富，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一个人的认识不可能那么深刻，虽然被别人提意见面子上不好看，但大家提那么多意见，就是要成全剧本。剧作家必须要有这样的胸怀。不过这个说起来容易，也不愿意改动。这个痛苦情感挣扎的过程，也是个提升。每次写完之后，我都想下回再也不写了，因为太累。但是等这个戏在舞台上一演出，感受观众眼泪、掌声乃至静默，我就会忘记创作的艰辛，涌起不停写下去的冲动。

记者：《李保国》演了60多场，几乎每次都能在场下看到您的身影，按说您已经很忙了，为什么每次还要跟着？

孙德民：不管哪个院团，我都会“送一程”，直到他们拿奖。我不仅是在演出时一直陪着，而且一边看他们排练一边和导演商量怎么改。我觉得看他们一遍遍排练，也是作者在发现和寻找，看角色塑造准确不准确，缺失在哪里，艺术呈现如何更好。

记者：有学者就您的创作提出了一个概念——重耕，熟悉您作品的人都知道，您有很多剧目都是以前写过的，几年之后又重新创作。

孙德民：这个概念是余林先生在为《孙德民新剧作选》作序时提出来的，后来这也作为一种创作现象被学者研究。

1998年，我创作《圣旅》，这个剧本的原作是1986年的《班禅东行》，从这个剧本开始进入重耕创作时期。2001年又陆续重耕创作了《秋天的牵挂》，原作是1994年的《这里一片绿》；2002年创作《帘卷西风》，原作是1982年的《懿贵妃》；2004年创作《紫罗兰又盛开了》，原作是1993年的《十三世达赖喇嘛》……

记者：一般人都忌讳再吃“嚼过的馍”，而您为什么愿意再回头看，重新来过？甚至是对已经获奖的作品。

孙德民：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中国戏剧创作和演出的艰难时期，为了承德话剧团的生存和发展，作为一团之长，我用写定向戏和影视剧的方法挣钱，再用这些钱来发展话剧，这是时代限制下不得已的生存之道。《这里一片绿》《班禅东行》《十三世达赖喇嘛》就分别是应国家林业局、统战部的要求创作的定向戏。虽然都是命题作文，但我从没把它们做成“急就章”，都获了奖。不过所谓定向戏，不可避免地具有教化色彩，而且其创作生产周期短，创作上难免有粗糙之处，这些客观上是我重耕的一个原因。

记者：时代的发展，也给了您这个关注现实变化的剧作者审视自己作品的足够的空间和视野。

孙德民：不错。从1962年我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到今年已经满55年，在这50多年里，我经历了戏剧创作观念和思维模式发展的整个过程。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话剧从“文革”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戏剧审美更加关注人及人的价值、人的处境命运和人的本质的深层思考。同时，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界限的新的戏剧语言形式，象征、离间、内心外化等表现手法的使用，以及无场次、多场次结构形式的尝试，都潜移默化地对戏剧创作产生影响。

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戏剧表达能力的提高，我对人物的理解和塑造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比如《班禅东行》，起初只是写民族团结和爱国精神，强调班禅在朝见皇帝的路上死伤过半的惨烈。而在重耕的《圣旅》中，我更多写佛教领袖为什么要来觐见皇帝，因为他的家乡西藏当时正饱受侵略之苦，有了这个情节的重力渲染，我感觉人物心理更丰富、更合理。

记者：重耕，归根结底是一个创作者对作品的热爱和珍视。

孙德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剧作当时的生存空间，总会有某些局限和无奈，时代的发展，势必会敦促作家们时时反省自己的创作心态，以及身为作家应有的道德良知。

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小时候看承德话剧团演出的兴奋和激动，感谢命运最终将我和戏剧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在都讲初心，我想，对戏剧最初的那份痴迷和喜爱，就是支撑我一路走下来的初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