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童燕

很多年前，国内中医学界流传一段有趣的故事：民国时期，天津一个金姓商人，特别信任中医名家施今墨先生。一次这位商人得病，恰巧施今墨先生不在天津，没有办法，只得另请了一名医生治病。想不到，商人吃了医生的药，总觉得没有明显的效果。后来，施今墨先生回来了，他极为细心地把了脉，审视了处方，末了认为，诊断正确，处方完全对症。

那位卧病的商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按照常理来说，倘若对症，怎么会治不好病呢？施今墨先生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开了方子。结果，商人依照处方，刚吃了两剂药就好了。施今墨先生笑道：前面那位大夫的方子的确没错，毕竟中药都有“别名”，我不过用药材的“别名”，重新抄了一遍早先的方子。

同样的病，同样的处方，由不同的医生开出来，效果就大不相同，最重要的原因恰恰是，病人能否坦诚信任。如果牵扯到政府与群众之间，那么，这种信任就是“公信力”。

公信力属于一件不容小觑的事，对于政府以及所有掌握公众权力的部门来说，更是极其要紧的。眼下，步入了新闻畅通、信息迅捷的网络时代，政府的一举一动，事无巨细，都平摊在明亮的聚光灯下。倘若公信力缺席，或者回避，那么，即使满嘴实话，也很难取信于民。别忘了，“民心即天心”“民心不可侮”的古训啊。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时曾提到，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予以解决。

显然，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不过，期待成功地避开“塔西佗陷阱”，就必须积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公信力。这可是古今中外任何人也跳不过去的行为准则与情感关口。

古代中国流传过“商鞅立木”的故事。其实，把一根木头从都城南门搬到北门，乍听起来，这种行为似乎在做无用功。其实，商鞅追求的社会效果，无非是想敞开心扉，正告天下百姓，朝廷说话是最算数的。殊不知，这种说话算数的公众游戏，为接下来的商鞅变法，赢得了最要紧的信任。难怪多年以后，北宋名臣王安石也曾感慨道：“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毋庸置疑，王安石的“诚信”，恰与“商鞅之木”骨肉相连地长在了一起。

《老子》有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其实，现代社会潜心积累的公信力与《老子》的论述异曲同工。对于培育人心而言，理应精心浇灌，耐心培养，绝不可急于求成，一蹴而就。触碰到极为敏感的“公信力”，最重要的是，任何执政执法的人员，一定要干干净净、执政为民，最起码，要保持“说话算数”的底线。一旦向群众做了许诺，就得一诺千金，严格杜绝东拉西扯，抑或文过饰非。

要尊重群众的知情权，真正实行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特别是涉及民生和公平正义等敏感问题的事情，要以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气概，敢于和盘托出，不怕群众揭短，切忌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本来是一滴水的问题，捂来捂去捂成大问题。

古人云：“源静则流清，本固则丰茂。内修则外理，形端则影直。”首先，群众有最起码的监督权；其次，还有评价权。网络时代，想不让民众发声，也是办不到的，唯一能做的，就是直面民间质疑，而且，抓紧时间，切实回复。唯其如此，才可能洁身自好，做好工作。

韩非子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熛焚。”换句话说，老百姓才是面对执政者的判卷人，只要锲而不舍地培植公信力，小心翼翼地引导、积累，方可赢得、聚拢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