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恒杰

清代学者朱象贤曾在《闻见偶录》中写道：“大堂之前俱立一石，南向刻‘公生明’三字，北向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予考旧典，此名戒石。所刻十六字，乃宋太宗赐郡国以戒官吏，立于堂前。”

戒石所刻十六字，属于古代诸多“官箴”之一种。古代统治者为维护政权，特颁制“官箴”，用以劝诫规范官员，促使其公正用权，从政为善。殊不知，在宋太宗颁制之外，这十六个字的首创者却是后蜀国君孟昶。

孟昶即位前期，大展文治武功，颇有作为。他亲政之初，“于朝堂置匦，以通下情”；清除不法故将，抑制权臣，加强集权，并作“官箴”颁布各地。宋太祖后来从中摘取十六字，作为“戒石铭”颁示天下。他励精图治，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兴水利，重农桑，致国泰民安。此外，他还爱好文艺辞赋，令人在石头上刻《论语》《尔雅》《周易》《尚书》等十经，历时八载方告竣。

963年除夕，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木板，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大概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副春联。

可惜的是，孟昶以“官箴”制约百官，他自己却渐渐骄矜自得，贪图享乐，不思国政。他下令在全国挑选20岁以下美女入宫，不少人家唯恐女儿被选，急于托人嫁女，时人称为“惊婚”。官吏仿而效之，导致政风败坏。孟昶怕热，他在摩诃池上建水晶宫殿，以楠木为柱，沉香作栋，珊瑚嵌窗，碧玉为户。四周墙壁不用砖石，而以数丈开阔的琉璃镶嵌。殿内罗帐锦被，极尽奢华，就连溺器也用珠宝制成，号称“七宝器”。

964年，宋军兵临成都，孟昶自缚出城请降，被押往汴梁，不久去世。后来宋太宗以后蜀的经验和教训为镜鉴，将孟昶所制“官箴”去粗取精，删繁就简，选用其核心之四句十六字颁示天下，令各州县刻石置于公堂座前，故称御制“戒石铭”。宋神宗年间，黄庭坚出任泰和县令，曾手书太宗所颁“戒石铭”，刻石立于堂前。至今，黄庭坚手书“戒石铭”碑刻仍珍藏在江西泰和县博物馆。

漫长岁月的消磨，使各地官府的戒石面目渐变。有的“多置栏槛，饰以花木，为首为令，鲜有知戒石之所谓者”。也就是说，即使戒石没有毁弃，深刻的警戒意义却被忽略了。

元代沿袭前朝，依然建碑写铭。浙西廉访使徐琰改写的铭文名气很大，其中写道：“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

明清两代，戒石的形式亦有所变化。明太祖朱元璋明令立于甬道中，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清代前期，于衙署大堂前立“戒石碑”，后期改成牌坊形式，现保定直隶总督署仍保存着“戒石坊”。

古代颁制“戒石铭”，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督导官员廉洁勤政方面，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现代人来说，也不乏借鉴意义。我们不妨在此基础上撰写崭新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权乃民赋，万勿肥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