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明

文学应该如何介入人们的精神生活？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出现了不尊重现实生活，随意编造、肆意消费历史的倾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戏说”之风即在文艺界悄然流行，及至上世纪90年代以后，有发展为“胡说”与“恶搞”的趋势。譬如将历史事件剥离特殊的历史语境肆意发挥，无视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功过是非，毫无根据地加以想象甚至玄想。在“戏说”之风的熏染下，解构历史、颠覆定论，将文艺作品沦为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主流化的消遣和消费对象，小说中的套路故事、无原型编造以及视听艺术中的“抗战神剧”“玛丽苏剧”“家斗剧”纷纷出笼，甚嚣尘上。文艺创作的常识与底线，被某些作家、编剧踩在了脚下，扔到了脑后。

文学不可无标准，其标准便在于三个关键字：真、善、美。其中，真为先，然后是善、美。文学，首先应该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性负责。一部文学作品，只有真实地反映时代生活与人民的思想感情，才会有生命力，也才谈得上审美价值。否则，无论作家想象力多么丰富，语言多么奇崛，倘若与人们的生活、思想、情感无关，又如何能让读者接受？

检视我们的文艺创作，弊端之一就是虚假，这也正是近年来非虚构文学受到推崇的原因。利益驱使下，不少写作者往往绕开真实，遮蔽真相、撇去真情，写小说无需生活原型，写散文可以掺假，写诗歌更是无所顾忌，立志让人摸不透、读不懂。不难看到，一些作品脱离生活，写出的东西往往被当成了赚钱的商品，违背历史，对生活胡编乱造，历史虚无主义创作成了一些作家写作的“新常态”。作家堪称人类的良心，其创作有无真实的生活来源，是否忠实于脚下的土地，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那种出于私利或迎合市场需要而背离生活、随意虚构的作品，不可能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必然成为速朽之作。

著名作家巴金一直呼吁创作者要讲真话。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市曾召开了一次大型文艺创作座谈会，巴金在会上大胆地举起了批评的旗子，历数文艺战线的得失，唯真理是从。女作家茹志鹃也曾有感而发地表示，中国的作家写不过同时期的外国作家，是我们没有才气，没有生活，不用功吗？不是。鲁迅先生说，文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现在作家头脑里设置了很多框框，缺少想象力，头脑这个“加工厂”失灵了。在此局限下，所谓作家的想象力、思想力，所谓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统统都是一纸空谈。中国作家只有站在生活真实的土地上，想象力与思想力才有可靠的依托，才能真正地振作起来、感奋起来、血脉偾张起来，从而将自己的作品升华到理想的高度。

文学与生活真实，一定是血肉关系、鱼水关系，是断然分不开的。文学只有以真实、真相、真情为基石进行审美想象、审美思考，才能创造出令人信服的作品。这点，不仅适用于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的创作，同样也适用于其他题材创作。当前，我们亟须有真意、不造假、忠实于历史与生活的文学写作。鲁迅、巴金等人之所以能赢得不同时代读者的喜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与时代和人民在骨子里能够融合在一起，并且和他们所处的历史和现实也没有丝毫隔膜，他们甚至将个人的名利、地位、身家性命都置之度外。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固然要养家糊口，也有理由活得更好一些，但“铁肩担道义”的职责使命时刻提醒着他们，要想着读者，想着民众，想着自己的责任与担当，想着作品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在此意义上，作家需要强化文化自觉意识，筑牢文学真实的基石，确保这块基石任何时候都不被风化，不致瓦解，更不能让它在利益面前塌陷。

鲁迅先生曾说：“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诚哉斯言，值得当下每位作家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