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宗

唐朝名臣魏徵，称得上理想主义的典型。他属于痴情的追寻者、执着的探索家乃至孤独的问路人。

魏徵的政治人生，颇具传奇色彩。早期，他曾紧跟在李密、窦建德等人身后，还曾追随李渊的大儿子李建成。他居然屡附屡叛、叛李投李。当然，魏徵绝非那种反复无常的角色，而是在寻找一个足以实现人文政治理想和治国抱负的操作平台。

据史料记载，魏徵善读。幼年时，学习道家思想，清静无为。与此同时，道家和儒家的文化脉络又极为贯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民为邦本”的思想，同样扎根在他头脑里。与此同时，儒家建功立业的理想色彩同样强烈，这便是“无为”才能“有为”的思想体系的辩证统一。很遗憾，失败总在前面等着他，迫使魏徵半生都找不到心仪的政治舞台。毋庸置疑，他的内心既清高，又孤独。

中年时，“玄武门之变”戏剧性地改变了魏徵的探索之路。李世民这位“政敌”，瞬息间转化为他的天下之君与政坛盟友。显然，新的探索之路神奇地开启了。

所谓的政治“前嫌”，可以捐弃，恩怨也可以化解，最要紧的是，政见与行为方式，必须逐渐磨合。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魏徵的选择只能是毅然前行。李世民求贤若渴的政治胸怀，魏徵高瞻远瞩、切中肯綮的政治见解，使他们之间，如鱼水相逢。魏徵向李世民贡献的治国方略有中长期的，也有近期的安排。李世民对他格外信任，居然照单全收。这种从政姿态，正所谓“从善如流”吧。“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及“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等思想，为“贞观之治”铺平了成功的道路。

魏徵的理想是丰满的，可惜李唐初兴的现实却非常骨感。毕竟，历史铁律很难被打破，那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局面。起初，因四敌环伺，李世民能够如履如临，自律自省。直到“贞观之治”的局面形成，反倒追求享受，声色犬马。为了绕开魏徵的犯颜进谏，李世民不得不将一只鹞子活活闷死在怀里。那种场面，能瞒得了魏徵明亮的眼睛吗？魏徵曾于半年时间，连写四论政疏，历数政弊，分别是《谏太宗十思疏》《论君子小人疏》《论治道疏》与《十渐不克终疏》。他一生所上批评时弊、建言献策的政疏，何止于此，正如史料记载：“凡二百余奏，无不剀切当帝心者。”

就是这样，魏徵终生不停地进谏，不停地批评政弊，从而展示自己的政治理想。那道《十渐不克终疏》，写贞观中期，面对民物蕃息、四夷归附的盛世，李世民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不必总是缩手缩脚了。执政初期，魏徵所强调的谨慎，变成了骄傲自满，俭朴变成了奢靡铺张，清静无为变成了追求奇珍异宝、豪华宫室和对外用兵。通过《十渐不克终疏》，魏徵从十个方面剖析李世民正在开“历史倒车”。一道又一道奏疏，将一名理想主义者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李世民堪称一代明君。他总是在盛怒之后，理解和接纳了魏徵的良苦用心。他把《十渐不克终疏》刻于屏风上，四时诵读，以为“座右铭”，从而警示自己。

魏徵死后，李世民忘记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箴言。他偏信谗言，对魏徵忠直一生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怀疑，甚至予以否定。尽管如此，魏徵的治国方略与政治理想已深深嵌入历史的血脉。

据史料记载，元朝初定时，忽必烈就向李冶请教，何处可寻魏徵那样的良臣。李冶认为，魏徵的出现具有唯一性，死而不再，不可复制。

显然，李世民与魏徵这种君臣绝佳，史无二例。魏徵的政治理想，如屈原在《离骚》中所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魏徵的人格无疑是伟大的，其人其事，其言其行，殆千载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