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杰

河北作为一个乡土文化底蕴深厚、红色革命文化灿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显著的农业大省，有着优良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和丰富的农村生活题材创作经验，曾孕育出许多蜚声文坛的作家。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里，河北文学一度引领着时代潮流，走在中国文坛最前列。农村生活题材是这一时期除革命历史题材外尤为重要的创作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反映农村政治经济生活巨大变革、农民精神面貌深刻变化，讴歌新中国农村新面貌的优秀文学作品，如孙犁《铁木前传》、李满天《白毛仙姑》、谷峪《新事新办》、申跃中《一盏抗旱灯下》、张峻《尾台戏》、潮清《合婚台》、张朴《水上姻缘》、张庆田《“老坚决”外传》等。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河北文坛出现新风尚，以孙犁为旗帜，以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为创作主力，活动范围覆盖京、津、保等地的“荷花淀派”成为当时河北乡村题材作品的代名词。

新时期以降，河北乡村题材创作又迎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谈到这一阶段的文学态势，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宝亮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铁凝成为河北文学的一面旗帜。她的创作既继承现实主义精神，又不断创新发展。《哦，香雪》以乡村一角展现时代进程，成为河北乡村题材创作继往开来的风向标。除了铁凝，新时期河北乡村题材创作队伍主要由三个梯队构成。第一个梯队的领军者无疑是贾大山，第二个梯队的代表人物是“三驾马车”之一的关仁山，第三个梯队的代表人物是“河北四侠”之一的胡学文。他们自觉秉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扎根燕赵沃土，紧跟时代步伐，助力改革开放，深刻描绘了广阔的河北乡村社会生活图景。《大浴女》《笨花》《取经》《村戏》《九月还乡》《天高地厚》《麦子的盖头》《极地胭脂》等一系列小说，成为当代河北乡村题材创作的重要收获。

党的十九大以来，广大河北作家继承乡村题材创作优良传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围绕脱贫攻坚开展主题创作。近年来，反映脱贫攻坚的作品达1000余部（篇），涵盖了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各个门类。关仁山的长篇小说《金谷银山》获得《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大奖，入选第六届我最喜爱的河北十佳图书；李春雷的脱贫攻坚题材书写，既有关注河北脱贫攻坚实践的《大山教授》，也有聚焦甘肃定西精准扶贫的《妮妮下乡》，生动刻画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风骨有担当的新时代扶贫干部形象；郭靖宇、杨勇创作了脱贫攻坚题材剧本《最美的乡村》，其同名电视剧2020年在央视播出，获得收视率和口碑双丰收。

河北乡村题材创作硕果累累，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所有乡村叙事存在的痼疾一样，作家需要对以下两种创作倾向予以充分警惕。

一是田园牧歌或乡土挽歌式的极端化叙述。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河北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走进乡村，或许还能看到“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牧歌景象，然而这绝非是当前河北乡村的全貌，一味采用古典诗意笔法为乡村生活涂脂抹粉显然不合时宜；而作家如果戴着“墨镜”、怀着偏见，以唱挽歌的心态无限放大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亦无法全面客观地表现河北乡村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历史的磅礴运动塑造着新的乡村社会与生活，只有准确地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自觉融入改变乡村面貌的伟大实践之中，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乡村题材精品力作。

二是走马观花式的猎奇化、景观化书写。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乡村是中国的根脉。不熟悉中国的乡村和农民，就无法弄懂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然而一些作家还是会打着“深扎”、采风的旗号，以游客的身份与心态走进乡村。到了、转了、看了，就自认为了解了乡村，了解了农民，以至于部分乡村题材作品存在明显的表象化、模式化、浮泛化问题。更有甚者为满足他者猎奇心理或者市场需要，故意采用单一化、极端化的叙事方式，将乡村塑造成一派“田园景观”或“荒原景观”，以此来吸引眼球。生活经验的匮乏、职业操守的丧失，必然导致作品的干瘪与粗俗。有鉴于此，新时代的乡村抒写，需要作家提升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做到身入、心入、情入。

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强调，新时代的新乡村，召唤着我们迈开双脚走进去，但走进去不是单向的观看。作家不是游客，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更新自身的认知结构，开拓思维视野。牧歌或挽歌的方式，猎奇化、景观化的方式，都不足以表现中国乡村的全貌。新的时代内容需要新的形式，面对新时代的乡村现实，寻找与之“适配”的文学表达，这是当前每一位乡村题材创作者都应当认真思考、不懈探索的课题。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为当代作家开展乡村题材文学创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与丰富的素材。新时代、新农村的抒写和记录，河北文学不应缺席也不会缺席。河北作家应充分发挥文学在“扶智”与“扶志”方面的独特优势，持续提升艺术创作能力和认知新鲜事物的能力，尤其是新时代中国乡村经验的能力，努力塑造乡村新农民，书写时代新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