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明

21世纪融媒体时代，新诗写作发生了明显的蜕变：有的面目全非，令人瞠目；有的自我把玩，令人疏远；有的封闭晦涩，令人猜谜；有的把写诗当成了行为艺术与作秀活动。这些现象，不但成为人们关于文学观念和诗歌功能新的打开方式，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体诗歌写作环境，使得因个体狂欢形成的大众娱乐成为诗歌存在的理由，这也是如今写诗的比读诗的人多，甚至许多人已经不再读诗的客观原因所在。

这不禁让我们怀念起新诗的缔造者艾青等人。艾青们的新诗写作，可划归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糅合。从艾青、臧克家、北岛、舒婷等人的诗作文本上，仍可看出杜甫、李白等古代诗人的传承。以方法论，他们的诗歌自然采用了多元方法，有现实主义的，也有现代主义的，后现代解构主义等也在其列。而以个性论，他们的诗也颇具个体自我的辨识度，一个诗人是否成熟，是否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其是否具有自己的个性。读艾青们的诗，私以为具备了这些要素，这也是新诗的不竭生命力和希望所在。

以艾青为例，他创作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向太阳》《黎明的通知》《归来的歌》《雪莲》等作品，朴实、亲切、自然、深沉，带有浓厚的悲悯意识和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在遍地抗日烽火中，他为战争年代人民英雄的斗争和牺牲精神所感染，高涨的创作热情催生了《北方》《向太阳》《旷野》《火把》《黎明的通知》等多部诗集。这些诗集，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它们倾诉民族的苦难，歌颂人民的抗争，渗透时代的气氛，笔触雄浑，气势壮阔，情调昂扬。在艾青所有诗作中，《我爱这土地》是最为炽热感人、最为精练深刻的杰作，诗作结尾那两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可说是传唱至今的经典名句。诗的首句，集中展现作者对土地的赤诚之爱。在个体生命的短暂、渺小与大地生命的博大、永恒之间，作者为表达自己对土地最真挚、深沉的爱，将自己想像成“一只鸟”，永远不知疲倦地围绕着祖国大地飞翔。本来，鸟声是优美清脆的，不存在“嘶哑”的声音，但艾青却特别亮出“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是当时悲壮的时代氛围、作者特殊的个性气质以及特殊的表达需要共同作用于鸟儿形象而产生的审美意象，它大大提升和强化了形象的审美表现力，从中更能感到作者对土地的爱是如此执著、坚贞。即使面对这样一片浸透着苦难的土地，诗人也要无条件地去爱，要永远不知疲倦、竭尽全力地去为这片土地而歌唱。由艾青想到，新诗只有自觉地把诗人的内心情绪与中国大地的情绪、与民族的情绪融为一体，用诗笔去抒写时代，表达民瘼，吟唱大地万物的勃勃生机，才不致堕落到“有人写无人读”的绝境。

好的新诗需要坚持向上向善的美学诉求。以写新诗为使命和担当的经典诗人，对民族和民众的挚爱与关怀是其坚实的写作基础，他们所抱持的这种意绪是时代情绪、民族传统、西方文化影响同诗人个人气质的一种完美契合。这样的气韵在这些诗人的经典新诗创作中都有出色表现。可以说，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新诗写作，形成了新诗写作的悲悯、悲壮情感，从而使新诗在朴素中呈现出无与伦比的温暖感和厚重感。也正是有了这种温暖感和厚重感，赋予了新诗深沉坚强的力量，在这些新诗里，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豪迈气概，一种悲剧精神，一种奋发向上的昂扬姿态。中国新诗写作因为有了这样的杰出代表，使得新诗有了“新”的希望与存在、发展的动力。

鲁迅先生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新诗是古诗的传承与发展，如果我们认识到诗歌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和重要，就没有理由对新诗抱持绝望和摒弃的态度。新诗写作说到底，是一种关于心灵的艺术，而不是什么“手艺”，所谓阅尽人间千般事，好诗不过近人情。因此，新诗无论是何种写法，无论人们对新诗抱有怎样的期待，其实它都是关乎心灵的。经典新诗的价值和魅力告诉我们，写什么，如何写，都很重要；最根本的，新诗必须是人类共通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一个新诗写作者，不管其个人气质怎样，都要对审美边界进行突破。因此，不论诗人们的审美理想如何，对新诗的理解最终是怎样，所采用的表达方式如何，他们努力的方向应当是一致的。当然，每个诗人对时代、历史、社会、人类的理解肯定是有差异的，而差异决定了创造的可能。中国新诗形式探索的丰富性、广泛性和借鉴他者的勇气，在近40年里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但是，文学本身、诗歌本身还远不止这些，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学精神、诗性灵魂。也就是说，文学是有灵魂的，诗歌也是有灵魂的，这个魂魄不仅仅在形式，更重要的是通过内容得以凸显的文学精神和诗歌精神，即真善美的高度统一和完美凝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