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通讯员 杨雨萌 许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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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晋察冀边区银行纸币展在石家庄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旧址纪念馆暨河北钱币博物馆开展。

追溯我党的红色金融历史，晋察冀边区银行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银行，它所发行的边币，也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最早发行的货币，并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最早实行了独占发行。

这家战斗在敌后的金融堡垒，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建立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它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过程？它在发展生产和对敌斗争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第一家银行

“这张‘小黑马耕地’，现在很难见到，非常珍贵。”

5月24日，石家庄市中华大街55号，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旧址纪念馆暨河北钱币博物馆二楼，“晋察冀边区银行纸币展”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驻足。展品所有者、我省著名纸币收藏家牛双跃如数家珍，饶有兴致地为大家介绍自己的珍贵收藏。

此次展示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纸币多达72张。虽然张张珍贵，但每次介绍，牛双跃都要先从一张壹圆券——“小黑马耕地”讲起。

这张纸币为金红色，底纹粉红色，主景是一匹黑色的马耕地，透着宁静的田园韵味。

“‘小黑马耕地’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第一家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第一种纸币。它不仅有着极高的收藏价值，更记录着晋察冀边区银行建立之初的难忘岁月。”

牛双跃介绍，抗日战争时期，为支持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保障抗战军民的生产生活、挫败日军“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野心，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金融实践活动。

建立晋察冀边区银行就是一项重要的举措。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八路军北上抗日首战平型关大捷，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但华北地区混乱的货币流通情况，严重威胁着根据地的经济稳定。

“晋察冀三省沦陷以后，华北金融异常紊乱。”河北钱币博物馆馆长靳力华介绍，当时不仅省有省钞，县有县票，金融割据严重，而且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随着抗战开始后富商大户的相继逃亡和日寇大量吸收大为减少，给三省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最严重的是，日本侵略者还利用占领天津之后所得到的旧河北省银行钞的底版，大肆印发并伪造河北银行票，用以掠夺中国的资源，榨取华北人民的膏血。

在这种情况下，维护三省边界的金融秩序，改变货币金融的混乱局面，密切各地经济上的联系，更好地活跃边区经济，逐步恢复边区货币金融建设就成了当务之急。而形成自己的统一本位币，打击日本侵略者破坏法币和垄断华北金融的阴谋，运用和筹划基本资金，保证军需并保证边区经济建设的实现，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边区为统制和建设经济得设立银行、发行钞票”的决议案。由此，晋察冀边区成立银行、发行货币摆到了议事日程之上。

其实，在此之前，晋察冀边区银行便已经开始筹备首张纸币。

1937年12月中旬，负责筹建银行工作的人民自卫军军需官关学文，带着上级的指示来到河北省安国县，在当地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找到安国县一批小印刷局，向印刷局的掌柜和工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很快集中起来十余台小石印机、手打号码机和其他辅助设备、材料，以及多名技术工人，在安国县城南关药王庙附近的大院子里，建立起人民自卫军军需处印刷所。

为了加快筹备工作，关学文还调选了有设计制版技能的赵毅林、李德义着手制作票版。关学文对他们说，钞票图案的设计上要突出抗日，“就设计搞好生产、支援抗日的票子吧！”赵、李两人按此意见，设计了壹圆券的票样——“小黑马耕地”。

1938年春节刚过，“小黑马耕地”钞票样张被送到军区，由聂荣臻司令审批。聂荣臻看后高兴地说：“好！不错！赶快印吧！”

就这样，在阜平县城西不远的法华村一所小学平房里，安上七八台小石印机，正式开始印刷晋察冀边区银行的“小黑马耕地”壹圆券。此后，壹角券、贰角、五角券版相继被设计完善。到1938年6月底，这批角券的印刷也顺利完成。

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嘴村正式成立。经理关学文，副经理胡作宾。总行设有发行科、出纳科、会计科、营业科、秘书室、文书股、庶务股、运输队和警卫队。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晋察冀边区银行又先后在冀中、冀西、冀热辽等地设立了河间分行、阜平分行和承德分行3家分行,在根据地各专区设立了办事处。截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晋察冀边区银行共设立了3家分行、6个支行、15个办事处、50个营业所、36个兑换所、33个派出所和1个代办所。

与敌人周旋的“游击银行”

“晋察冀银行发行的纸币，质量很不稳定。同一个版样，有的用的是薄纸，有的是厚纸，有的是平光纸，还有的是用横纹纸或者竖纹纸，甚至同版纸币的印刷颜色也不尽相同。”

讲解中，牛双跃向参观者讲解着一个肉眼不容易分辨出的“秘密”。

“这是艰苦的战争环境为这些纸币打上的时代烙印。”牛双跃解释说，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烧杀抢掠、反复扫荡，银行是敌人的重要进攻目标之一，“印票子、发票子、买纸张都很困难，因为每次能筹集到的油墨不同，印刷颜色也不尽相同。”

纸币的“品控不严”，是晋察冀边区银行艰难生存的一个缩影。

晋察冀边区银行，被广大军民称之为“游击银行”。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银行成立后曾多次进行战略转移。站在一张晋察冀地图前，牛双跃为我们还原了这条复杂的“游击”路线：

因敌人扫荡，银行在石嘴村成立后不久，便途经龙泉关，转移到河北万县的杨家台，而后又从杨家台迁到阜平县的上庄，1940年初迁到麻棚，1941年春再迁到灵寿县的南枪杆村，以后又搬到平山县王家湾。在灵寿县境内先后到过大湾村、东寺岭、南刁窝村、魏沟等地。

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银行后来又迁到阜平县双庙村，最后到闸北村。1944年3月份在闸北，边区银行进行了缩编，并和财政合并。日本投降后，边区银行即迁往张家口的长清路。

敌人每年都进行大扫荡，在敌人疯狂进攻时，银行的金库也得随之转移。

当时银行的钱款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金银（主要是白洋和元宝），一部分是钞票（边币和法币）。

金银比较笨重，不容易携带，反“扫荡”期间，便把金库设在深山沟人口不多的村庄，将金银坚壁起来。为了便于保管和搬运，白洋和元宝都装入一尺半长、半尺多宽、半尺多高的木箱内，主要是依靠村党支部和民兵予以保护。

而相对容易携带的钞票，最初是随军行动。每逢打游击时，银行的干部就用骡子驮上票子随人转移，随着斗争的残酷，为了缩小目标，骡子取消了，银行干部就把钱背在肩上。把银行干部分为若干小组，每人背上6大捆票子与敌人周旋，银行的金库就在人的背上，被称为“背上的金库”。

1942年以后，由于敌人扫荡时的兵力大量增加，再背着钞票和敌人转山头太危险，所以又改为由村党支部指定少数党员找隐蔽的地方掩埋，反“扫荡”结束以后再集中起来。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特别是1942年大扫荡后，边币流通区域很小，大多集中在冀西和冀中的部分地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我军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边币流通区域空前扩大。北越长城而达热河、辽宁西南部及张家口以北地区，西界为北同蒲路（太原至大同），东界为山东德州至天津的铁路沿线，南界为太原—石家庄—德州的铁路沿线。长城内外使用边币的人口达3000万左右，达到边币流通区域的鼎盛时期。

受群众欢迎的“抗日票”“红票子”

“根据现有掌握的资料，晋察冀边区银行从1938年到1948年10年间，共印制发行了57种版别（不包括期票、地方流通券）、15种面额的货币。其中总行、冀中两地发行44种版别，14种面额货币。其间为发展冀东革命根据地，发行印刷13种版别、9种冀热辽边币，后被东北行政委员会法定货币长城券所代替。”

河北钱币博物馆宣教科主任科员刘俊芳表示，这些货币的发行是有充分准备的，不是无限制发行的军用票，也不是无准备的纯纸币。这使得边币在诞生之初，就有了很高的信用。

根据毛泽东等领导人“边区的货币应有准备金。要求第一货物，第二伪币，第三法币”指示信要求，晋察冀边区货币在发行之前，筹集40%的现金准备（包括金、银、法币、外币）和60%的实物准备（包括粮食、投资债权）。

“晋察冀边区银行货币在发行之后，为清除杂币，加速边币的流通使用，晋察冀边区通过一系列货币制度、货币政策的推行，有效统一了边区的货币市场。”

河北钱币博物馆宣教科科长刘智广介绍，1938年6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明确了边币发行的基本政策：一是确定边币为市面唯一的交换媒介，禁止法币、杂钞等在市面流通。持有法币、杂钞者，必须先到兑换机关将其兑换成边币，否则不得使用。二是人民有正当理由，需要携带法币或杂钞出境者，随时可持边币到银行换取法币或杂钞。三是边币以法币为基础，边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一比一，与其他币、钞兑换则照市价。四是严禁奸商私运法币、现银出境。五是禁止伪钞入境或流通。

从1938年至1940年，晋察冀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发行边币，肃清伪券、杂钞，停止法币流通，确立边币市场，代理金库、垫付财政款等。抗日战争胜利时，晋察冀边币发行额将近60亿元。

“在战争环境里，各根据地处于敌占区与国统区的夹缝之中，在此种情况下进行金融交往，货币交换的复杂性可想而知。但除个别时期之外，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存续期间，反映边币币值的边区物价是相对稳定的，它对敌币的比值是在不断提高的，边币的流通区域是不断扩大，边币取得边区人民极高的信任。”

靳力华表示，边币币值的稳定和提高，流通阵地的不断扩大，巩固了革命根据地，有力支持了我军的胜利。反过来，军事斗争的胜利又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加强了边币的地位，打击了敌人对边区在经济上的破坏和掠夺。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票成为受群众欢迎的“抗日票”“红票子”。

在残酷的斗争中，边区人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把长期收藏的金银兑换给了边区银行，并以他们生产的粮食、棉花、布匹、山货等踊跃出售给公营贸易公司，使公营商业掌握了丰富的物资，让边币拥有了雄厚的物质准备。

正是由于贸易部门掌握了物资，积极回笼，稳定物价，即使在1948年4月国民党军队袭击冀中腹地河间时，也没有引起物价波动。如辛集1947年10月上旬小米每升边币23600元，到1948年5月上旬升为27000元，7个月小米价格仅上升25%。贸易部门同银行密切合作，使商品流通同货币流通实现一定的平衡，从而使币值巩固，物价稳定。

不仅如此，晋察冀边区银行还曾发放了大批农业、工业及救灾贷款，扶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帮助群众及时恢复生产。

1940—1941年春，边区大雨成灾，河川泛滥，加之敌人故意毁堤放水，遭遇数10年未有的水灾。边区银行发放合作贷款300万元，赈济款100多万元，用于购买种子4765石，补充耕畜6921头等，有效扶持了农耕生产需要。

1946年7月，国民党打通平绥铁路，隔绝我军关内与关外的联系，并向晋察冀解放区展开进攻，进攻的中心目标便是边区首府张家口。8月，边区银行随边区政府撤出，重回老根据地，先到灵丘县城，后转移到阜平县的光城村。

1947年11月12日我晋察冀人民解放军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边区银行进驻石家庄市。次年4月15日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合署办公。7月22日两行合并组成华北银行，至此，晋察冀边区银行完成了其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