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倩 韩立森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业作为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从产生起就担负着人类生存的重担。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粮食安全依然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繁荣的压舱石。一颗种子怎样从培育、种植、收获，最终成为粮食走上我们的餐桌？今天餐桌上食物的丰富多样，又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来自古老磁山遗址的发现，或许能对这些问题解答一二。

磁山遗址又称磁山文化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村（今磁山镇磁山二街村，下同）东。该遗址发现于1972年，前后历经了三个阶段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生产生活工具，体量巨大的黍粟窖藏和丰富多样的动物骨骼实物，证明这里是我国重要的史前原始农业遗存。

根据碳14年代测定法，磁山遗址的年代为距今8100-7600年，属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遗存，比以前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还要早一千多年。在磁山遗址发掘初期，考古工作者就注意到，磁山遗址出土的陶器别具一格，且存在一批特殊的器物组合。这一发现改变了过去人们对所谓“彩色陶器”和“单色陶器”文化面貌的认识，确认了一支早于仰韶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将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上溯至八千年左右，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研究的空白，使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形成“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一比较完整的系列和链条，拉开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考古研究的序幕。

1977年，苏秉琦、夏鼐、安志敏等著名考古学家考察了磁山遗址发掘工地，将这一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遗存命名为“磁山文化”。夏鼐先生对磁山遗址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磁山文化遗址的发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陶盂、鸟头形支架、三足钵、石磨盘等遗物，也成为磁山文化的典型器物。这些时代久远且蕴含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遗存，为“磁山”这个地理名词赋予了考古学意义。以磁山遗址为代表的磁山文化，也成为首个以河北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1988年，磁山遗址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河北省磁山遗址名列其中。

一 黍粟窖藏惊天下

发源于太行山深处的洺河支流——南洺河，一路向东流淌，在磁山村被东部太行山余脉鼓山拦住；之后，河流转向东北方，在北岸形成一片开阔平坦的台地。台地上的村庄被河流环绕着，这里和许多北方村镇一样，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种不辍。不料这样的生活，却在20世纪70年代初一次兴修水利中，被打破了平静。

1972年秋末冬初，磁山村的人们挖开地表、开沟建渠，在向下进行到一米左右时，许多陶片、石棒和造型奇特的石板相继出现。在这片约十四万平方米的台地上，发生过怎样的故事？故事中的人如何生活？他们最终又走向了哪里？这一切，只有靠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才能回答。

1973年夏，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邯郸市文物保管所对遗址进行调查，并采集了标本，将其列入重点文物保护项目。同年12月，邯郸市文物保管所对遗址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调查性试掘，发现窖穴2座，出土文物30余件。1976年，上述单位开始对磁山遗址进行正式发掘，此后河北省、邯郸市及武安县（现武安市）等各级文物考古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磁山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这些发掘前后共历经三个阶段，分别是1976—1978年、1985—1988年和1994—1998年，发掘面积合计约7100平方米。

磁山遗址第一阶段的发掘，仅在2579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考古工作者就清理出半地穴式房址2座、灰坑474个，其中长方形窖穴360个，储存有粮食的就有88个；揭露出以石磨盘、石磨棒、斧、铲和陶盂、鸟头形支架、三足钵、小口壶等器物组成的陶、石器组合物45组；出土残碎陶片数万片，其中完整和可以复原的陶、石、骨、蚌器等文化遗物2000余件。

在考古工作者一铲一刷的细致工作中，这片黄土下的“秘密”逐渐被揭开：磁山遗址地层堆积情况较为清晰，表土层下即为商周时期文化层，再下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又可分为两层，即第一文化层和第二文化层，反映了磁山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数以千计的遗物，按质地可以划分为陶器、石器和骨角蚌器三类，遗迹则主要有房址和灰坑。

磁山人居住的房子，和绝大多数新石器时代的“房子”类似，为或深或浅的半地穴式。他们选好位置后，向下挖掘一个直径三米、近圆形的土坑，这些坑多数挖至半米到一米深，门口位置会预留进出的台阶或坡道，待房屋主体完成大半，再在关键部位立好木柱，四周和顶部围上苇草和泥巴等材料——一个遮风挡雨的人类史前房屋就大功告成了。

考古工作者在这些房址内，发现了有苇席印痕的烧土、炭屑、陶盂、兽骨和陶弹丸等物品。它们见证了当时磁山先民的生产生活：人们居住在这样半地穴式的房屋里，每日外出耕作、捕猎，晚上围着炉火享用美食，或许还会交流这一天的所闻所见。

灰坑是考古现场常见的遗迹。这些凹陷的坑状遗迹，原本可能是古代的窖穴、水井或取土留下的凹坑，又被各种生活废弃物填充。磁山遗址发现的灰坑数量众多，有很大一部分是古人贮存粮食的窖穴！

当这些窖穴被再次打开时，磁山先民贮存的“粮食”终于呈现于世人面前：历经数千年岁月，这些粮食早已碳化，在接触空气后迅速化成灰白色，只有发掘亲历者才有机会看到它们曾经饱满的模样。这个变化是如此迅速，面对这些碳化、破碎的遗物，谁也不能轻易判断出这究竟是些什么粮食，幸好有科技手段帮助，植物考古学家在实验室里解读出了它们的密码。

这些粮食是黍和粟。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在《过故人庄》中写道：“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黍又称大黄米，粟就是我们现在的小米。直到今天，北方地区仍能看到大量种植的黍和粟，但磁山遗址发掘之前，谁能想象原来早在八千年前，勤劳的磁山先民就已经完成了对它们的驯化。黍、粟的发现，改写了我们对植物驯化的认识，将黍和粟的人工培育、种植时间一举推向距今八千年前——磁山遗址也因此被确立为“世界粟的发祥地”。

与此同时，窖藏坑里的粮食堆积数量也令人惊叹。窖穴是精心设计的，往往为长方形，四壁规整。窖穴内保存的粮食虽早已腐烂，但仍有30厘米厚的残留，有的甚至达到2.9米。磁山遗址延续五六百年，这些窖藏也并非是同时存下的，在新石器时代生产力并不发达、原始农业刚刚起步时期，不仅能满足生存，还能有富余的粮食保存，并利用北方地区自然优势创造出地下储粮方法，这些都足以说明磁山先民的不凡。

如今，河岸台地上的庄稼依然扎根这片大地，在阳光下汲取养分。谁又能想到，当初旷野里的一株野草，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劳作下，终于改造成了我们今日餐桌上的主角呢？

距今八千年前的磁山先民也许与今人一样，深爱着这片近河的台地。他们在这里播种、耕耘、收获，丰收时节留下口粮，又把多余的粮食集中保存进窖穴，以备荒年。斗转星移，不知到底经过多少代先民的努力，才形成了今日河岸上星罗棋布的粮食窖穴，这些遗存是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见证，也体现着古人居安思危的朴素智慧。

二 山林江河多馈赠

在磁山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除了房址、灰坑等遗迹现象，还出土有大量动物骨骼。这些骨骼究竟是什么动物？它们又是怎样来到遗址里？经历了什么变得如此破碎？这一切，都需要动物考古学来回答。

根据动物考古学者的分析，这些骨骼涉及兽、鸟、鱼、龟、鳖和蚌等30余种动物。遗址中出现的动物，多数适合生活在树林茂密、水草繁盛的环境，这与遗址周边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磁山遗址位于太行山山前地带，遗址两侧的山地森林广布，胡桃、榛子、小叶朴等植物在此生长，广袤的林地和丰富稳定的食物资源，使这里成为猕猴、梅花鹿、獐子、野猪等动物的栖息地；同时，遗址南侧的南洺河芦苇丛生，又为来此觅食的花面狸、野兔、豆雁、短角牛等动物，提供了隐蔽场所；当时气候温暖，洺河的水流量比今日更大，水域更宽，草鱼、龟、鳖、丽蚌等水生动物生活其中……这些野生动物的存在，为磁山先民提供了更广泛的食物资源。

除了野生动物，遗址里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家养动物骨骼。磁山遗址的家养动物中，有家猪和家犬。家猪臼齿和肱骨等骨骼的测量分析显示，此时家猪已经驯化得相当成熟，人们食用的往往是未成年的幼猪。狗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在磁山遗址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狗骨。这些动物骨骼绝大多数比较破碎，个别头骨还有敲砸痕迹，说明在当时，狗除了看护、辅助狩猎，可能还有肉食的作用。家猪和家犬骨骼的发现，对家畜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紧靠山林的地理环境，为磁山先民提供了种类丰富的肉食，但野生动物资源总会受到季节、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先民或许就是在半农业半狩猎的生产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动物的驯养。在个别窖穴里，还出现了完整的猪和狗的骨架，常常被放置在粮食底部，这或许与当时的祈祷祭祀等活动有关，人们希望以此保佑农业收成有保障，粮食供应不受损失。磁山遗址中的这种现象，让人不由得将其与后世的“祭祀”联系起来，这些家畜在古人心中，也许早就成为连接人与苍天厚土的桥梁了。

三 器具组合独具一格

磁山遗址能在一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脱颖而出，成为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与遗址中发现的生产生活器物密不可分。仅在发掘的第一阶段，磁山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骨蚌器等，就达2000余件。这些器具涉及农耕、渔猎、食物初级加工、炊煮、配饰等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伴随了整个人类历史，学者按生产工具的材质，将古代社会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距今八千年的磁山遗址处于石器时代，只是此时石器的制造与之前大不相同，更多采用磨制的方法。为了满足农耕的需要，磁山先民制造出斧、铲、凿、锛、刀等各式工具，而耕作工具的不断细化，反映出他们的生产方式可能正在一步步脱离刀耕火种，向更精细化的阶段发展。

最初发现的石棒和造型奇特的石板，在后来的发掘中，往往以组合的形式不断出现。研究者根据其造型和表面的使用痕迹，判断它们应该是用来研磨食物的磨盘和磨棒。这些磨盘尺寸最大的，长度超过60厘米，宽度可达25厘米。与其他同时期遗址发现的器物不同，在长条形石板下，大多数都有三至四个小足。很难想象在技术不发达的石器时代，先民们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将一块石料磨成扁平毛坯，再小心翼翼地加工出磨盘底部的足。这些带足的磨盘，成为磁山遗址独具特色的食物加工工具。

除了磨盘和磨棒这样成组出现的石器，磁山遗址还发现了大量陶器。

古人将黏土或陶土捏制成形后，烧成陶器。这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材料天然性质的开端。因此，许多研究者将陶器的出现，作为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我国最古老的陶制容器，当属江西仙人洞遗址的陶器罐碎片，其年代大约可追溯到距今两万年。这一发现也因此入选“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陶器大量出现，其制作工艺和器型也有了新的变化。在磁山遗址特色鲜明的陶器组合中，陶盂和陶支架最引人关注。这些陶盂采用泥条盘筑的方法捏成，器身外或是素面，或用绳纹、乳钉纹、弧线等装饰。或许是出于放置稳定的考虑，当时人们会在陶盂底部印上各式的编织纹和绳纹。

和陶盂组合使用的支架，与其他遗址发现的支架也有所不同。这些被称为“鸟头形支架”的器物，从侧面看就像一只倒立的靴子。这些支架往往三个一组放置在陶盂内，也有分散放置的情况。这种独特的炊器组合，能以最少的支架撑起陶盂，使得陶盂既稳定又有足够大的面积受热。而且，一旦有更换烹煮地方的需要，他们又可将支架放入陶盂一起带走，方便实用。

从事生产所需要的斧、锛、凿等工具，满足日常生活的陶盂、支架、陶杯、骨针、骨笄等，还有生活产生的灰烬、兽骨、鱼骨等……这一系列遗物，向我们展示出磁山文化时期人们的生活场景：他们在简易的居所庇护下，修整工具，将打猎和采集到的野味，与田间劳作的收获一起烹煮，凭借着简单的工具，一步步走向农耕文明。

磁山遗址周边，还有牛洼堡、西万年等同时代遗址。它们同处洺河及其支流的沿线，在器物组合、造型特征等方面高度相似。以磁山遗址为代表的磁山文化，不仅对周边地区有着强大的影响辐射能力，远在保定的安新梁庄、易县北福地和涞水炭山等遗址中，都有磁山文化的身影。与磁山文化同期存在的，还有北面以深筒直腹罐和玉器为典型器物组合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南面以双耳壶和带齿石镰为典型器物组合的裴李岗文化。这些文化在分布范围上有重叠，反映着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互动。距今八千年前，这些勤劳勇敢的先民是以怎样的方式与周边进行互动？他们又最终走向了哪里？今天我们虽然还不能完全解开其谜团，但南洺河边的这片台地，会永远记得它所见证过的历史。

今天，蜿蜒的南洺河依然滋养着两岸人家，田间劳作的身影和随风摇曳的庄稼，承载着这片土地的未来和希望。苗青苗黄，人们手中的工具不知变了多少次模样，但燕赵大地上的这道文明之光，将永远闪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