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凯

在《论语》研究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成绩斐然的时代。据朱彝尊《经义考》统计，这一时段研究《论语》的专著有84部之多，远超其前汉代的18部、其后隋唐的12部。魏晋玄风流播、视野超脱，研究《论语》不乏独到之处，但具体面貌究竟如何，有哪些不同往常的精彩见解？河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云飞的新近力作《魏晋南北朝十二家〈论语〉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为这些疑惑作出了解答。

此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布局全面。魏晋南北朝《论语》研究专著大多亡佚，除魏之何晏《论语集解》、梁之皇侃《论语义疏》得以完整流传，其他皆为残篇。清人马国翰辑得其中三十一种。而在这些残篇之中，唯“十二家”体现出典型的玄学特色：王弼、缪播、缪协、郭象、李充、江熙、孙绰、殷仲堪、张凭、沈居士、顾欢、太史叔明。这便是今人所能见到的、代表玄学盛时影响的《论语》注基本面貌。王云飞在书中全面探讨了“十二家”《论语》注残篇，完整展现了玄学盛行时段《论语》注情况。

此书分上、下篇论述，上篇两章十二节，分别对应研讨“十二家”残篇文本；下篇三章，尝试引申探讨三个相关问题。本书重心放在上篇，对“十二家”文本进行分类、溯源与解读：一方面，作者以玄学关键词为标识，将每家注释内容进行分类探讨，凸显其特有的玄学特色；另一方面，在每家的具体探讨中参以汉魏六朝其他注家的不同注释，纵向比较，展现该家注释的继承与创见。经此一番纵横分析，读者得以全面领略玄学思潮如何在话语与思维上影响当时的《论语》注释。

此书分析深入而详尽。除开王弼、郭象和李充，“十二家”中大部分材料未见专门研究，故此书对其他各家的研究，开创之功自不待言。而更为难得的是，即便是首次论述，作者又能以其厚实的思想史积累，探赜索隐，将各家研究推进到可观的深层。书中，作者详细探讨了西晋缪播的《论语》注，缪播之注仅存十四条，材料有限，却在语词使用上体现出明显的玄学特色。作者抓住缪播使用的“崇本弃末”“理”“极”等玄学关键词，将这些材料进行分类，进而分析其所内含的本末思想。在具体分析之中，作者一方面从玄学思想史角度，将其本末思想与王弼、郭象对照关联，揭示其中的影响与继承；另一方面又从《论语》学视角，将其具体注解与郑玄、王弼、皇侃等相关说法进行比较，彰明异同，凸显缪播解释的独到之处。有限的残篇文段被置于宏大的思想史背景之下，生发出丰富的意涵。这样的研究就不仅仅停留于材料整理与基础解读，而进一步在思想史脉络中为缪播确定了位置，突出了其独有的理论价值。在其他首次研究的缪协、孙绰、殷仲堪等《论语》注中，作者这一论述特色均可见到。

此书另一值得提点之处是最后一章对“子在齐闻《韶》”典故注解的历代梳理。今人解读“子在齐闻《韶》”章，多主“赞美说”，即认为孔子“三月不知肉味”是因为沉浸音乐之美。但通过对历代《论语》注在该处相关注解的梳理，作者指出，“赞美说”的流行实由宋代朱熹的集注助推而成。在此之前，古人实有“赞美说”和“伤心说”两种看法。汉人注解偏重“赞美说”，但在魏晋南北朝《论语》注疏界所流行的却是“伤心说”，也即齐侯奏《韶》实乃僭越天子之礼，孔子有感于“礼崩乐坏”而伤心，故致食肉忘味。宋代以前两种说法相互竞争，有一定的均衡之势，但在程朱注解流行后，“赞美说”占据主流，“伤心说”这一独特又不乏合法依据的见解逐渐被遗忘。这一注解历程的梳理，既展示出《论语》注传播过程中不同话语力量的竞争，又提醒今人魏晋南北朝《论语》注存在不少独到创见，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埋没，但值得再次从有限材料之中将其发掘出来。

当然，书中某些细节的观点还有可商榷的余地。比如该书在分析王弼《论语释疑》时认为，王弼以老子为圣人，高于孔子。这一观点与目前认为王弼以孔子为圣人的主流看法不同。

此书对魏晋南北朝《论语》注中关切玄学的辑佚文本，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梳理、归类和分析，并且作者善于结合思想史进行分析，将相关研讨深化推进。在很大程度上，该书还为玄学注《论语》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当代的经典诠释以义理发微为宗，始终考虑如何综合古今中西不同的理解视角，充分发挥其对当代生活的意义。而在可以资用的中国古代义理资源上，魏晋时代的玄学注《论语》是仅次于宋学注《论语》的另一重要视角，其所拥有的儒道综合之开放视野、独特之问题意识，以及“得意忘言”的诠释方法，无不对当下理解《论语》具有重要启发。王云飞此书已将玄学注《论语》的具体局面打开，不难想象，后学如若借鉴该书的成果，必然可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