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杰

今年是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由宋曙光策划、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我与孙犁”丛书的出版，是众多纪念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丛书共五册，包括冉淮舟《欣慰的回顾》、谢大光《孙犁教我当编辑》、肖复兴《清风犁破三千纸》、卫建民《耕堂闻见集》、宋曙光《忆前辈孙犁》。多年来，人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忘记孙犁，对孙犁的缅怀，正逐渐走向对其人品、文品深层次的认识，认真总结、研究他的文艺思想、编辑思想，细读他的作品，探掘幽微，以资借鉴。这套丛书是20年间纪念文章的精选和新作的集合，披露了大量新鲜史料，展示了作者对孙犁作品的新见。丛书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纪念”的范畴。

丛书的一大特色就是将深情回忆与对孙犁的阅读结合起来，以大量第一手资料，用丰富的细节为读者呈现一个不一样的孙犁。宋曙光18岁参加工作，任职天津日报文艺部，职业生涯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文艺周刊》的复刊。在《忆前辈孙犁》以及《报纸上的芳香》等文中，围绕《文艺周刊》复刊，他以亲见亲闻，细致描绘了孙犁晚年生活的另一种场景。尽管已经离休，孙犁依然关注着《文艺周刊》的发展，尽其所能提供帮助。谢大光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参与编辑了《孙犁文集》《孙犁散文选》等著作。在《孙犁教我当编辑》中，他结合与孙犁共同编辑几本重要文集的过程，认真体味了孙犁提出的“编辑也要有自己的个性”，重视“选家的眼光”的思想。作者将对孙犁的感情融入感性的叙述与认真的理论总结之中，这是在孙犁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文艺编辑对孙犁最好的纪念。

丛书提供的最重要的史料莫过于肖复兴、卫建民、冉淮舟等人披露的孙犁佚信。此次刊载的孙犁写给卫建民的62封信，有45封是首次披露。肖复兴在书中专辟一辑，刊载了20封孙犁的信，其中15封是首次披露，同时，他还附上了自己当时给孙犁的信，使读者对二人通信的前因后果有一个全面了解。冉淮舟披露的两封20世纪70年代孙犁的信值得重视。第一封写于1971年，是孙犁从五七干校回到单位后，在文艺部做见习编辑时给冉淮舟写的约稿信，类似于公函，没有太多私人情感，它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当时的孙犁认真但又了无趣味的工作状态；另一封写于1973年，是孙犁收到冉淮舟保存的《风云初记》等手稿的回信，除了表达感念，还介绍了近期身体、工作情况，以及对韩映山新作的看法。此信虽短，但信息量大，字里行间呈现了孙犁当时真实的精神状况。

丛书的各位作者也是孙犁研究的专家。宋曙光通过查阅相关档案和电话采访当事人或当事人的亲属，写就《幸存的调查》，梳理了郭小川、方纪、孙犁在1949年《文艺周刊》创办过程中各自的情况。这一“调查”，与孙犁自己的回忆以及报社总编石坚的文章一起，澄清了坊间许多不实说法。谢大光在与孙犁聊天时，听晚年的孙犁详细回忆往事，最终整理出《听孙犁谈童年》《听孙犁谈母亲》两篇文章，细节动人，极具历史感，是有关孙犁早年生活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孙犁研究队伍除了“学院派”外，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当代作家，如铁凝、贾平凹、莫言等人。他们早年受孙犁推荐，得以快速进入当代文坛，成名之后，在回顾写作生涯时，又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孙犁的影响，在日常阅读中，也会有意识地从自己的写作经验出发，认真研读孙犁的作品，发人所未发。如贾平凹的《孙犁论》中提出的“孙犁是一个大儒”的观点，一些专业评论、研究都难望其项背。

肖复兴也是研究孙犁的当代作家中的一员。孙犁去世后，他“几乎每年写一篇读书记，更多的是想以此表达对孙犁先生的怀念”。《清风犁破三千纸》共两辑，其中一辑便是“读书记”。肖复兴从自己的写作经验、人生阅历出发，对孙犁的代表作品，进行了独到解读。例如，对孙犁名作《铁木前传》，他从文本结构内部出发，指出：“读这部小说，如同剥笋，最外面的一层是农村合作化；中间一层是时代巨大变迁中友情和爱情的失落；最内的一层是人际关系的变化和人性的触及。”在这样的结构中，主人公的位置随着小说行进中层次的不断深入而发生转换，由铁木二匠，转到小满儿身上。小满儿的形象，已经脱离了当时文学的人物谱系，“以往形成定势的经典模式的叙述和描写中，满儿以青春和人性质疑并还原生活的内在矛盾，其人物塑造的修辞方式，将面临挑战。既然无力回天，又无意追风逐浪，不能去做当时李准《不能走那条路》一样观念性的直白呼喊，那么索性戛然而止，也是一种写作姿态的选择”。这些观点醍醐灌顶，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作家才能如此选择解读的角度，对作品的内在肌理了解得如此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