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枭

在小说集《无法完成的画像》（花山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中，作者刘建东以“董仙生”这一虚构人物为核心，将他的人生际遇贯穿其中，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困境。他笔下“董仙生”的人物性格层次鲜明、极具纵深，成功地作为系列小说的支点，支撑起了作者庞大的叙事野心。

以人物为中心贯穿叙事是长篇小说的基本辨识特征，刘建东将这种模式套用在中短篇小说系列中的尝试显得相当大胆。他对“董仙生”人物的塑造手法，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格列佛游记》中的格列佛，或是《人间喜剧》中的拉斯蒂涅。“董仙生”十余篇系列小说之间产生关联的方式类似《格列佛游记》，而作者在其中试图展现的核心内容却与《人间喜剧》更加相近，刘建东塑造“董仙生”的方式更像是游离在两者之间。

《格列佛游记》是一篇游记小说，在叙事的优先级中，斯威夫特对社会现象的关注要远高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独立人物存在的格列佛，形象相对单一、固定。而《人间喜剧》则是中短篇小说合集，其中多次“复现”的拉斯蒂涅是巴尔扎克重点着力的人物之一。在当下的语境中，两者可能并无进行比较的必要和价值。而在小说集《无法完成的画像》中，刘建东以游记的形式，进行了一次颇为成功的孤立“人物复现”实验。游记的形式自由、边界宽广，为“董仙生”的塑造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可能，而在“复现”的叙事节奏中，他的人物形象也层层堆叠，逐渐明朗。

在这部小说集中，《丹麦奶糖》《相见不难》《甘草之味》《走失的人》《嘀嗒》几篇作品的观察视角和叙事角度差异很大，“董仙生”的年龄、职位、心态在其中也颇为不同。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主人公、是核心视角所在，而在部分小说中，他也可以作为“不重要”的参与者出现，拓宽小说的叙事维度。比如在《嘀嗒》中，他作为支线人物旁见、提供线索，在《甘草之味》中，则是作为旁观者出现、讲述故事。文本在解读人物的同时，人物也在解读着文本，这样“双向解读”的设计让“董仙生”的形象显得更加立体饱满、真实可信。小说的叙事视角也得以从狭隘的一人一事中跳脱出来，对接到更广阔的时间空间。于是，小说集《无法完成的画像》名义上是游记，细读起来确是“人间”。

然而，在文本与人物的双向解读中，“董仙生”的真实性却遇到挑战，因为在他身上始终存在一种作者主观之外的自相矛盾。在“董仙生”这一人物设计之初，作者有为其贴上“自相矛盾”标签的主观故意，然而在人物的塑造过程中，“董仙生”身上自相矛盾的客观存在却压倒了这种主观故意，呈现了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这个问题集中表现在“董仙生”形象收拢与整合的困难中。比如，在《丹麦奶糖》《走失的人》《嘀嗒》这三篇颇具代表性的小说中，由于缺乏足够的铺垫和信息，我们很难将其中三个不同的“董仙生”视为同一个“董仙生”，因为他的生平经历在其中不够完整，他的性格转变在其中也不够清晰，作为同一形象的“董仙生”显得有些破碎。孤立的“人物复现”缺乏人物内在的一致性和外部场景的连贯性，文本与人物的双向解读在此时显现了较为尖锐的割裂。对此，作者可能也有所察觉，所以他才会在小说中，有意通过勾连人物行为内在逻辑的方式，发掘“董仙生”们同一的精神特质，尽力弥合这种割裂感，并在叙事细节中不断加入个性化经验，在修剪“董仙生”边角的同时不断延伸他的叙事边界。这大概也就是我们会在短篇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这篇命名了小说集，却是唯一一篇没有出现“董仙生”的小说里，读出更加浓郁的“董仙生”味道的缘由。

从《高老头》中涉世未深的穷学生开始，拉斯蒂涅一路经历了《纽沁根银行》《不自知的喜剧演员》等多篇小说，直到在《贝姨》中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野心家。他的成长、成型贯穿了整个《人间喜剧》，巴尔扎克在对他的画像中，完成了一幅绵延深刻的巴黎浮世绘。小说集《无法完成的画像》完成了对“董仙生”的人物画像吗？大概是的，又不是。在“董系小说”当前的叙事维度中，刘建东已经为他的“董仙生”完成了格列佛程度的轮廓勾勒。然而在“董仙生”面部的皱纹、神情、光线等诸多细节之中，依然存在施展画笔的巨大空间，小说集和“董仙生”的双向解读依然有继续发掘的阐释可能。笔者相信，当刘建东能够拉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将“董仙生”置于更加宽广的当代史中观察、临摹时，“董仙生”将会从格列佛继续出发，并最终成为刘建东自己的“拉斯蒂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