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9日，国家文物局公布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我省泥河湾、赵王城和邺城三处遗址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燕下都和定窑两处遗址列入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经过数十年探索与实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渐渐从一种“观念中”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模式，变成了我们身边可见、可游、可用的公共文化空间。许多文博爱好者、学生、游客和市民，也逐渐习惯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当作学习、旅游休闲的“打卡地”，这样的变化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其设立目的。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而文化遗产不可再生。从以往的实践经验看，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客观矛盾。但是，矛盾或冲突，绝不是经济发展和文物保护之间唯一的关系模式；如果简单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任务艰巨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便难以获得公众广泛理解和支持，反而更容易陷入孤军奋战或者新的矛盾之中。

从提出“大遗址”建设思路，到考古遗址公园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实事求是和可持续的保护理念，一条追求“文物保护、弘扬文化、促进发展、改善民生”的新路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仅保证考古研究在稳定环境中有序进行，更以“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新面貌，更好地实现了遗址历史文化价值的阐释和转化，使其融入生活、走近公众，真正提升国民的历史、人文、科学素养。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大地上的博物馆和教科书。它们的受惠者，是普通大众和文明本身——人们通过这种具有鲜明主题和独特功能的公共文化空间，了解历史、传承文化、共享文明。因此，我们不仅要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更要总结经验教训，科学地提炼、阐释和转化这种特殊“公园”所蕴含的核心遗产价值——毕竟，这些大地上的博物馆，与普通的自然或人工建筑景观功能不同，片面以“造景”理念或“高大上”标准去管理，难免陷入买椟还珠的尴尬境地。

从金沙遗址发掘初期便兼具历史保护和城市绿化功能的规划，到良渚遗址“为历史留白”的探索，我们已有不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运营的成功案例。自然，也有个别舍本逐末，甚至建设性破坏历史环境的糟糕案例。这些例子，都提示着一个比立项和挂牌更重要的问题：在抓住国家大力推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历史机遇中，保持必要的理性，与热情同样重要。只有真正尊重考古研究和遗址保护的科学性、严肃性、公益性，“发展”才能成为“保护”之翼，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才能更好发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