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谈论李延青乡村题材短篇小说集《人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的一个基本前提，毫无疑问是所谓现代化冲击下城市文明的崛起与乡村文明的衰颓。关于这个命题，评论家孟繁华在《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中曾给出过相应的论述：“考察当下的文学创作，作家关注的对象或焦点，正在从乡村逐渐向都市转移。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空间的挪移，也并非是作家对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追踪性的文学‘报道’。这一趋向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现代性——乡村文明的溃败和新文明的迅速崛起带来的必然结果。”

伴随着城市文明日益加速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作家把关注视野转向了现代化的大城市，这一点，在那些年轻作家中表现尤甚。一个必须正视的严峻现实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那些拥有真切乡村记忆的作家日益稀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如同李延青这样真切异常的乡村记忆，其实是弥足珍贵的。

也许与当下时代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有关，笔者发现，即使是短篇小说，也有越写越长的趋势，翻检文学期刊，动辄两万字的短篇小说，已属司空见惯。而李延青的这一系列短篇小说，却非常严格地恪守着短篇小说的文体规范。除了《看电视》《匠人》《发小们的病》三篇的字数超过了一万字之外，其他的字数都被作家严格地控制在了万字以内，个别篇什甚至只有三四千字。真正做到了有话则长，无话则更短，把更多的思想内涵以留白的形式留给读者去咀嚼填充。因此，只就对于短篇小说文本篇幅的操控能力而言，李延青堪称高手。

虽然加起来一共11篇短篇小说，多少带有点儿小小说或者微型小说集锦的意味，但这些小说时间跨度很大，从20世纪的抗日战争，一直延续到了市场经济的当今，差不多有七八十年之久。作家之所以把这些作品放置在一起构成一个乡村短篇小说系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不同时代的乡村故事的发生地，都是叙述者“我”的故乡鲤鱼川一带。不仅如此，其中的一些篇什，相互之间也还存在着人物彼此交叉的所谓“互文”关系。比如，银子这一乡村女性，就同时出现在了《饮食男女》《胶皮大车》《旧事二题》这三篇小说中。再比如，《发小们的病》这个短篇小说中，曾经先后提及的金权上吊与那场车祸，就分别发生在另外两个小说《钟声》和《车祸》中。通过以上地理与人物关系的处理方式，李延青非常巧妙地把这些作品有效地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组彼此关联的乡村系列短篇小说。作家的这种编织架构方式，甚至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

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有对于时代精神的精准捕捉与出色书写。这一方面，那篇书写市场经济时代的《发小们的病》最有代表性。作品借助于已经进城的“我”，与一直留在故乡的两位发小逢时和天民之间数十年深厚交情的书写，真切反映出当下乡村世界所存在的各种急迫问题，既有生态环境的被破坏，也有乡村道德的败坏，更有村干部管理的涣散无力……好在，面对着这一系列迫在眉睫的乡村问题，还有如同天民这样的思想者与行动者存在。叙述者“我”惊叹发小天民已成为社会学家，充分证明或许只有如同天民这样的选择，才有可能给日益凋敝的乡村世界带来改变的希望。

优秀的短篇小说，更应该有对于永恒人性的深度挖掘与书写。这一方面，李延青的表现更为出色。这一系列中的很多作品，都有着对于人性的精准洞悉与表现。《看电视》中的朱琴，之所以违心地嫁给了老翟，显然是为了保护自己真正的心上人邵峰。《钟声》中的金权，之所以上吊自杀，其根本原因显然在于他的精神世界其实已经被曾经的集体化时代严重扭曲了。《饮食男女》中的银子，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报复本家的大伯子李修德，告发他的地下党身份，不过是因为李修德有意无意间冒犯了其人性尊严的缘故……能够把人性以如此鲜活灵动的笔触表现出来，充分说明李延青有一种出色的思想艺术表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