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彰

在我的书橱中，并排放着孙犁先生的近二十册专著，其中，他唯一的那部诗集《白洋淀之曲》最薄。诗集中收入了《白洋淀之曲》《儿童团长》《梨花湾的故事》《春耕曲》《大小麦粒》《山海关红绫歌》与《小站国旗歌》七首长诗，连“后记”总共才八十页，挤在书架上似乎很难找出。书虽小，我却格外珍重。

珍视这本书的原因很多。首先，它伴随我走过五十三年不平凡的历程。那部诗集于1964年4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当年，我在天津八里台书店买到。那时，我已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称得上“孙犁迷”。凡他出的书必买，必读。从那时起，诗集《白洋淀之曲》伴随我辗转多地，数次搬家都留存下来。

其次，孙犁先生是实至名归的文学大家，每提到他，必提白洋淀。他创建的“荷花淀”文学流派，代有传人，影响深远。但评论界极少谈他的诗，基本都是谈他的小说、他的散文，甚至不少读者不知孙犁先生曾有诗作。其实，孙犁先生不仅写诗，出过诗集，而且，他的《白洋淀之曲》还是描写白洋淀最早的作品。

孙犁先生祖籍河北安平县，1936至1937年，他曾在白洋淀边安新县同口镇教了一年多小学，有机会熟悉水乡的风土人情和渔民生活。1937年，中国人民开始全面抗战后，孙犁即投身抗日斗争，到阜平县做抗日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成为战火中的一名“歌手”。1939年12月20日，孙犁在阜平东湾，写出了长篇叙事诗《白洋淀之曲》，刊登在当时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上。1944年，孙犁先生赴延安，1945年，在延安写了名篇《荷花淀》与《芦花荡》，发表在当年5月的《解放日报》上，较之《白洋淀之曲》晚六年。

从孙犁先生的创作年谱中可以看出，他从1939年写《白洋淀之曲》，到1980年写《被删小记》，歌颂白洋淀，长达四十多年。因此，他的第一部长诗《白洋淀之曲》更值得珍重。

还应提及的是，孙犁的诗同他的小说、散文一样，清新俊雅，秀丽亮堂，在平白的叙事中给人以鼓舞。孙犁先生说：“诗是很难写好的，它比散文更难。”“诗应该有一种力量：号召的力量，感动的力量，启发的力量，或是陶冶的力量。没有一种力量，能叫作诗吗？”

读了《白洋淀之曲》这首长诗，在动听的故事中确实给人一种“号召的力量”“感动的力量”“启发的力量”与“陶冶的力量”。

诗的开篇即写道：“拿起铁尖的木棍，/菱姑两脚/像飞一样，/跳上冰床。/冰床只铺上一片苇席。/一个柳条编制的小篮，/放着一包点心，/一件棉衣。/菱姑站立在冰床的后端，/只用木棍在冰上一点，/冰床就开始奔跑，/像箭离了弦。”读到此，我就想，冬日冰封的白洋淀，女孩儿菱姑带上小篮，拿上点心和棉衣，撑着冰床去干什么呢？

孙犁先生用倒叙的手法，写一对年轻夫妇（水生和菱姑）在白洋淀坚持抗日的故事。诗中说，菱姑自幼生长在白洋淀端村，五六岁时便在水草中捡鱼。十六岁时，她认识了一个叫水生的小伙子，不知哪村人，与菱姑很要好，还送给她一顶黑绒帽。后来他们结了婚，村里成立抗日游击小组，水生踊跃参加，却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于是，菱姑接过水生的枪，上战场奋勇杀敌。诗的开篇就是写菱姑听到水生负伤的消息后，赶忙出发探望的情景。

如果只听这个故事，并没有多少传奇性，关键在于诗意的表达上特色独具。很多研究者认为，孙犁先生的小说、散文是诗化的语言；反过来说，他的诗，又是散文化的语言，冷静的白描中渗透着浓郁的情感，平白如话的叙述却又颇含深意，耐人寻味。

开篇写菱姑撑冰床是这样，整首诗的叙事同样如此。比如，写八个战友葬埋水生：“八个穿黑衣服的，/抬着一个白木棺，/在棺前/挑起一个白纸剪成的幡。”再如，写菱姑接过水生的枪：“过去她拿起水生的枪，/曾经手颤；/现在握住枪，/就像按住了水生跳动的心房！”“伴着水生，/菱姑走上战场；/在战场，/就像两人生活在船上。”

读孙犁先生的诗，的确是一种享受，这首《白洋淀之曲》，恰恰蕴藏着这种独特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