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

现代人对大街上随处可见的监控探头已习以为常，不出交通事故，很难看得到警察，总觉得拥挤喧嚣的城市大街上缺少了一种润滑剂——那就是交警的幽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里每个大一点的十字路口都设有岗楼，警察在外面站累了，可以坐到岗楼里面靠高音喇叭指挥交通。当时，我的工厂在北郊区，进城出城要经过“金刚桥”，桥南就是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那时，大半个天津市的人，差不多都知道“金刚桥”的交警有意思。每次，我路过这座桥，只要见到有热闹，一定会停车看上一会儿。

有一回，一位农民骑着一辆被称作“铁驴”的自行车进城。这种车是用水管子焊成，简单而笨重，没有挡泥板和前后闸。过了“金刚桥”下大坡的时候，那位农民便伸出一只脚去踹前轱辘，完全靠鞋底子和车带的摩擦减缓车速。不想，他用力过猛，把鞋掌给蹭了下来。大喇叭里立刻传出交警的喊声：“骑‘铁驴’的那位，回来！”老乡赶忙从“铁驴”上跳下来，艰难地将后架上驮着重物的“铁驴”推到路边，紧张地回头看岗楼，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儿。交警从岗楼里探出身子，用手指指路口中间的那块胶皮鞋掌，说：“把你的闸皮捡起来。”

“哗……”路边看热闹的人发出一阵哄笑。那个年代，大家精神紧张，生活枯燥，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偏偏又有的是时间，于是，就经常站在路边“看戏”。警察就是马路上的导演，大街上有戏没戏就全看警察了。警察不苟言笑、严谨整肃不足为奇，能有幽默感就难能可贵了。因此，“金刚桥”的警察名气很大，人缘也格外好。

有一次，我还赶上了这样一个精彩的场面：一个花枝招展的女郎，骑着一辆漂亮坤车，利用过桥下坡的冲力闯红灯。“金刚桥”的老警察在下面巡逻，岗楼里坐着一个年轻的新警察，他一着急，说了一句天津话：“这货！”

在天津，称一个人是“这货”，就是说她不是好货，等于骂人。但他一着急，忽略了眼前的大喇叭，这两个字，通过扩音器传出来，再加上周围楼房的回音，满大街都在喊：“这货，这货……”

时髦女郎哪儿受得了，在路口中间拐了个大弧便冲到岗楼底下，尖着嗓子吼道：“给我下来！你说，什么叫这货？在家里跟你姑跟你妈跟你奶奶也这么说话吗？”好家伙，在那个年代，敢穿得如此花里胡哨在大街上招摇，闯了红灯还敢这么横的，可不多见。那位年轻的警察果然被镇住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应答。看热闹的人“呼啦”都围上来，越聚越多，跟着一块起哄：“对，问问他，什么叫‘这货’。”那女郎的气势也随之更张狂了，一定要逼着年轻的警察解释清楚什么叫“这货”。

这时候，“金刚桥”的老警察不紧不慢地走过来，对那女郎说：“你问什么叫‘这祸’，是吗？让我来告诉你。”女郎仍旧气势汹汹：“你说，今天你不给我说清楚，我跟你们没完！”老警察依然不紧不慢地说：“自行车相撞，没有碰坏人，叫‘小祸’。机动车相撞，人死车毁，叫‘大祸’。你擅闯红灯，是险肇事故，就叫‘这祸’——懂了吗？”周围看热闹的人立即转变立场，又跟着哄那个女郎说：“对，她就是‘这货’。”女郎被问得傻眼了，一时竟不知如何还嘴……老警察要过她的自行车钥匙，让她回单位开证明，并写出检查后再来取车。

警察成天在大街上待着，什么样的人都会碰上，就得要能应付各色各样的人，还要学会自己不生气。想不到，二十多年后，我也遭遇了一次警察的幽默。

有天清晨游泳回来，在一个天天经过的街口，新竖起了一块不许左拐的牌子。我没有在意就拐了过去，随即被警察拦住。他没有批评，也没有罚款，而是拿出一面脏兮兮的小白旗让我举着，等到再有拐错弯儿的人，我把白旗交给他，自己才能走。

我问他：“如果今天没有再拐错的人了，难道让我在这儿打一天小白旗吗？”他说：“多受点教育有好处。”我便试着对警察也幽默了一下：“你这个白旗太脏了，像油条铺的幌子，能不能罚我带回去把它洗干净，明天早晨，再给你送到这儿来。”

警察脸一变，呵斥道：“严肃点儿，这么大岁数了，别嘻嘻哈哈的。”就在这时候，有个“倒霉蛋”风驰电掣地朝着我们拐过来，警察伸手拦住了他，我则笑嘻嘻地将小白旗递了过去，说：“老弟，有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