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理论批评的“在场”，发挥着重要的基石作用。中国新文学的主潮，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对于大众阅读需求的温顺回应，不是为了满足流行趣味而生产的文化消费品。中国新文学是由一群思想先驱发起的，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以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为目标，以实现国民思想启蒙、文化批判、审美教育和政治动员为己任的文学创造。而要真正担起这一责任，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新文学又必须是“大众化”的。

□王力平

在文学领域有两种不同的文学研究。一种是把一个特定的、独立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流派等），作为静态的研究对象，研究的目的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完成这样的研究，对象的“静态”特征、对象的稳定性十分重要。在这种研究中，首先，对象最好是“完成时态”，以减少变化的可能；其次，对象应具“原典性”，以减少“阐释”可能带来的歧义。所以，观察学科齐备的高校中文系可以发现，古典文学研究地位最高，现代文学研究次之，当代文学研究又次之。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先秦文学地位最高，两汉魏晋唐宋次之，元明清又次之。

还有另一种文学研究，同样要完成“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任务，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但不同的是，研究并没有到此为止，进一步的任务是，将这个“然”与“所以然”，“是什么”和“为什么”归在一起，名之曰“实然”，之后还要继续回答，或者至少还要继续提出“或然”与“应然”的问题。显然，在这种研究中，对象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从根本上说，这种研究不承认自己面对的文学现象是已然完成的、静态的和不可改变的。它坚持把对象放在社会历史和社会审美意识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它关心如何认知一个“点”，如何感知和展开这个“点”所具有的内在的丰富性，同时，它也关心这个“点”在社会历史和社会审美意识背景下，或然与必然的运动轨迹。

如果说，前一种研究具有“学术性”，后一种研究则不仅是学术性的，同时还具有实践性的品质。换言之，这种研究的任务，不仅在于如何解释面前的文学世界，还在于如何改造这个世界，如何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开辟道路。这种研究是进入文学创造现场的、具有“现场”意识的研究，是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学术活动。只是在习惯上，我们将前一种研究称作“学术活动”，而把后一种研究称作“批评活动”。

那些进入文学现场的、具有强烈实践品质的思想理论和文学评论，总是不断地为文学创作开辟着道路。

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理论批评的“在场”，发挥着重要的基石作用。中国新文学的主潮，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对于大众阅读需求的温顺回应，不是为了满足流行趣味而生产的文化消费品。中国新文学是由一群思想先驱发起的，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以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为目标，以实现国民思想启蒙、文化批判、审美教育和政治动员为己任的文学创造。而要真正担起这一责任，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新文学又必须是“大众化”的。这是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二重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可以从新文学的这种“二重性”中得到说明。

乡土文学是新文学发展的重要收获。乡土文学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一方面是新文学获得“土气息”“泥滋味”，实现大众化的努力；另一方面，它又是基于现代性视野的乡土忧思和批判，是站在现代性高地上，对中国乡土现实的审美发现、文学想象和形象描写。

在乡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理论批评的“在场”，表现为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对于“新文学”的推动；表现为周作人对于“平民文学”，对于地方色彩、民俗风情的倡导；表现为茅盾对于“农民小说”“农村小说”的理论思考；更表现为鲁迅对于乡土文学的批评阐释。

显然，理论批评的“在场”，不仅为乡土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并且进一步将忧思、启蒙与批判的主题确立为乡土文学的核心价值。新时期以来，虽有重写文学史的努力且不乏实绩，但终不能移动其地位，就因为此一文学主题实乃新文学的主题、时代的主题。

多年来，基于重建文学审美价值的内在需求，也由于解构主义理论和“新批评”思潮的影响，倡导“细读”，主张“回到文本”，已成为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其实，如果不考虑“回到文本”背后的哲学理论背景，对于“语言”“文本”的自觉，中国文学是在魏晋时代完成的。在音律声韵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沈约的“四声八病”理论，对于五言诗歌向格律诗的过渡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语言形式对于诗、词、曲的演变所具有的意义不去谈了。在发生和发展更为晚近的小说研究中，李卓吾评点《西游记》、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都是基于作品文本的小说叙事研究。

不过，说这些不是为了证明“从前阔”。是想说这种自觉意识，可能会遮蔽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回到文本”的努力，日益演化为“囿于文本”的局限。事实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回到文本，但不囿于文本。囿于文本的批评和脱离文本的批评一样糟糕。

鲁迅在谈到文学批评时曾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他说的是家常话，但其中的含义是清晰真切的。

一是“坏处说坏，好处说好”。这句话涉及批评的态度，也涉及批评的品质。“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存善意，说真话。不“捧杀”也不“棒杀”。这是批评的态度。所谓“品质”，是指批评的学术品质。无论说“好”说“坏”，总要说到肯綮处，说出“好”在何处，“坏”在何处，有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而不是隔靴搔痒，言不及义。

二是“于作者有益”。所谓“于作者有益”，实质是于作者的创作有益。所以，这个“作者”，可以是具体作品的写作者，也可以是更广泛的当代文学创作实践。换言之，就是批评要介入创作实践，于作者、于创作有益。这意味着，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不会割裂作品与时代、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也不会把“作者已死”奉为圭臬。

把“批评”置于社会生活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双重背景下，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不同领域，与创作构成“对话”关系；进而与创作一起，与社会生活、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历史实践构成审美的“对话”关系，是令人期待的批评的“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