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中国，堪称茶的国度，老百姓所谓“开门七件事”，即柴、米、油、盐、酱、醋、茶。虽然排在末尾的是茶，却是一门最有讲究、最有情趣、最有文化、最令人心醉的学问，这是其他六宗日常生活必需品所不及的。

人生中，烟，做过自己的朋友；酒，也做过朋友。到了一定年纪，医生会规劝戒烟戒酒。即使无人相劝，这两项嗜好，也会淡出每个人的视野；能坚持到最后的，却是茶。茶，并非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然而，客人到访，沏茶相待。谈天说地，茶最提神。读书写作，茶助文思。上班开会，必备者茶。倘没有了茶这样一位感情中间物，中国人的生活，大概就显得不太完整了。

茶，盛行于唐。作为商品，开始榷税，也始自唐。唐德宗时，名臣陆贽回乡探母，途经寿州，刺史张缢备礼甚厚，陆贽一生廉介，只取茶一串，以示领情。可见，唐代中期，茶已是广泛流通的生活用品。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曾托去江南的朋友，舀回长江之水，供他煎茶。不料此人疏忽了，船已渡江，方想起汲水事，只好临时补救，于江边舀了两罐江水捎回长安。李德裕煎出茶来，一品，便对这位朋友说，你取的非中流之水吧，幸勿瞒我。这个传说，透着点玄，一江之水，也许会有细微差别，此公的味觉，能敏锐到这等程度，很难令人相信。其实，唐代文人的饮茶水平达到很高境界，也属事实。陆羽《茶经》三卷，能在大历年间出现，成为茶艺的不朽经典，陆羽也被后世奉为“茶圣”，这都足以证明，唐朝也是茶的辉煌时期。

到了宋代，商贸发达，市场繁荣，茶园面积不断扩大，制茶工艺日益进步。上自宫廷，下至民间，饮茶成为时尚，而且两极分化。据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茶肆、茶楼、茶坊与茶担，遍布全市。饮之外，有吃；吃之外，有乐，是广大民众的消闲去处。苏东坡题名《惠山烹小龙团》诗“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所谓“小团月”，则是专供宫廷饮用的龙团茶饼，属于极品的贵族饮料了。据宋代欧阳修《归田录》讲述：“茶之品莫贵于龙凤团，始于丁晋公（丁谓），成于蔡君谟（蔡襄）。始造小片龙茶，凡二十余饼重一斤，直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龙团茶分大小，小者贵重于大者，因此，有此口福的苏东坡，情不自禁咏诗一首，来记录这次高级消费了。

今人泡茶，谁都会，用烧开的水往杯子里或茶壶里一冲，就行了。古人煎茶，比较麻烦，要在炉子上将茶煮来饮用，这就多了现烧水现沏的过程。于是，对于茶铫，泥炉，烧炭，都有若干考究，好水，好茶，好火，更是不在话下。这就是说，今人冲茶，通常只考较水的温度而已；古人煎茶，除了在意水温之外，更关注火候。因此，苏东坡诗云“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就是指水的煮沸过程，要比今人麻烦些，繁琐些，但也精致些，高雅些。至今，还保持着古老饮茶风俗的倒是闽粤一带的“潮汕工夫茶”，庶几近似。曾见识过，也领教过工夫茶的操作——好，是当然的了，考较起古法来，却有不太讲究火功之嫌。其实，无水无茶，茶离不开水。同样，无火也无茶，茶更离不开火。

北方人叫“喝茶”，南方人叫“饮茶”，长江流域还有叫“吃茶”的。无论是喝，是饮，是吃，水和火都不可或缺。若将茶拟人化，水就是一个人的生存环境，而烧开水的火，则是这个环境的时代背景，两者高度一致，便是沁人肺腑的好茶一盏。反之，火力过旺，有烧干锅的危险；火势太弱，难保很快就会熄灭。太靠近了火，存在着灼伤的可能；离火太远，又会感到寒意浸人。

煎茶如此，为人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做事情，有深浅之别；打交道，有厚薄之分；写文章，有高低之差；用感情，有浓淡之异。老实说，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总和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随时随地发生这种远和近、亲和疏、冷和暖、前和后的尺度衡量，其中，存在着分寸上的准确把握问题。

茶属于中国，茶的性格，也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天天喝茶的中国人慢慢悟出来，煎茶，要把握火候，做人也应该适应时代，不温不火，不疾不徐，恰到好处，恰如其分，进取而不保守，积极而不躁急。茶就是这样的品格，不是十分强烈，味在平淡之中，香在有无之间，不突出，不勉强，好清新，喜自然，求本色，好自如。这种茶道，恐怕也是中国人追求的精神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