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志

自古以来，文人的形象经常被人曲解。其实，文人是类似于“士”的一类特殊群体，有时虽身处逆境，怀才不遇，却始终不放弃人生理想，以其特有的隐忍豁达，顽强抗争。

唐代诗人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被贬朗州。然而他并未悲观绝望，反而写诗道：“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后来，他两次被贬，皆因写诗隐喻奸佞，得罪权贵。仅两首小诗，就让他遭贬二十多年，看来，那句“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确饱含他心中的酸楚。

刘禹锡外放和州时，曾被人故意刁难。开始，让他住在江边的三间民房里。他写了一副对联：“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县令一怒之下，让他搬到遍植杨柳的北门去住。他再写一对联：“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最后，县令干脆让他住进一间跑风漏雨的小破屋。不想，刘禹锡在这里写出了千古名篇《陋室铭》。

巧得很，宋朝苏轼也屡遭贬谪。初入仕途，他就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到打击。43岁时，又被卷入“乌台诗案”，谪迁黄州。一天，他和家人朋友在沙湖道上遇到大雨，同行者皆狼狈不堪，唯独他在风雨之中，从容感叹：“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份超然与洒脱，也许只有身处逆境的苏轼能做到吧。

人生在世，难免遇到不公和逆境，是自暴自弃，向命运低头，还是像刘禹锡和苏轼那样，隐忍豁达，不甘沉沦呢？真正骨节刚正的文人，往往选择后者。

沈从文20岁时，只身赴北平，旁听于北大，自学于京师图书馆，不顾生活贫困与世人讥讽，写出了《边城》。后来，他曾蹲牛棚，扫厕所，创作权也被剥夺了。他却不甘沉沦，主动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三九寒冬，他穿一件破棉袄，躲在一个避风的地方，一面跺脚，一面将一块烤红薯在两手间倒来倒去取暖，等着博物馆开门。人生虽然凄苦，他反倒在那些陶瓷碎片中，找到了人文乐趣，也找到了后半生的精神寄托。

1978年，沈从文着手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两间矮小的平房里，他纵横交错地拉着绳子，上面挂着各个时代服饰的图片，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一次，表侄黄永玉夫妇去看望他，见屋子凌乱，想帮忙收拾一下。沈先生阻止道：“别动，这些是我随时要查阅的资料，一动地方，就找不到了。”

黄永玉看他忙于写作，总吃剩饭，担心吃坏了身体，沈从文却幽默地解释：“我有办法，每天吃两片消炎药。”后来，这部厚重的学术专著出版后，曾多次被周恩来总理作为礼物，赠送外宾。

其实，外国文人同样也会撞上生存窘迫、环境恶劣等难题。比如，巴尔扎克成名之前，天天只能吃干面包，喝白开水。他却相当乐观，每次就餐，便在桌子上画一个个盘子，写上“香肠”“火腿”“奶酪”“牛排”等字样，然后，在想象中狼吞虎咽。其间，他竟然花费七百法郎，买了一根镶玛瑙的手杖，并在手杖上刻字：我将粉碎一切障碍。正是这柄手杖，使他在痛苦与黑暗中，看到了希望及光明。

无独有偶，卡夫卡的状况曾比巴尔扎克还糟。他无法绕过严厉的父亲、婚姻不顺、交友受阻等一大串倒霉事，因此，性格有些孤僻和极端。出人意料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写作，而且，对每篇作品要求严格，近乎苛刻，感觉不满意就直接烧毁，以致好多作品，在他生前都未曾发表过。卡夫卡去世后，那些作品被朋友整理出版，卖出了天价。难怪，印度诗人泰戈尔说：“纵然伤心，也不要愁眉不展，因为你不知是谁会爱上你的笑容。”

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论何时，不管在哪里，逆境往往蕴藏着机遇，它磨砺品格，增长才智，积淀力量。只要自己豁达乐观，在人生最低谷时不弯腰，不退缩，那就离成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