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媛

■当时间的距离被拉开，当我们从“战争”叙事的隐喻中回到个体经验，关于疫情的每一个数字都是具体的、个人的、感官的，每一个事件都会进入个人经验从而成为时代记忆，每一段记忆或者故事都会被文学艺术发现并不断书写和重建，这是战时状态缓和后人们的必然选择。

疫情不仅仅是疫病的发生和发展情况，还是一个庞杂的话语场。当人类被迫面对突如其来且未知的强大对手时，日常语言不足以承担对其进行讲述、表达的任务，而“隐喻”就以其独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成为人类进入疫情叙述的有效途径。

这里谈到的隐喻不只是语言的问题，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到，隐喻实质上是依据一种事物去理解和体验另一事物。隐喻把两种不同的事物相关联，是因为我们认知这两种事物时产生了相似联想，使得我们能解释、评价、表达对客观世界的感受，所以这种相似性其实是认知的结果。就像我们把时间比作金钱，隐喻不仅意味着“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比喻句，更重要的是，它引导我们用认识金钱的方式去认识时间，为我们揭示出时间是如何被“消费”“节约”“交易”的。这种认知方式同样发生在“疫情”与“战争”的隐喻之间。

在普通疾病中，参与者仅限于医生、护士、患者、家属，这是完全个人化的体验；而大型传染疾病，则将影响范围从单纯的医疗体系扩大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当疾病再度升级，从个体经验越出，成为一种公共叙事，成为大众体验时，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于是在群体应激反应下，“疫情”与“战争”隐喻便建立了联系。面对严峻的疫情，文艺家不约而同选择用“战争”隐喻来感受、认知、讲述。

疫情期间创作的很多歌曲，诸如《致敬，白衣战士》《最美的英雄》《每个人的战争》《中国阻击战》等，都是在“疫情—敌人”“医务人员—战士”“治疗—对战”的系列隐喻中展开的。歌词“这是每个人的战争，四处也有看不见的敌人……这是每个人的战争，各尽所能就是新的长城”“灾难突降，集结号吹响，千军万马奔向同一个战场”慷慨激昂，振奋人心。书法、美术、摄影是形象艺术，“战争”隐喻也渗透进作者的创作。美术作品中钟南山、张定宇英雄化的肖像比比皆是；摄影作品中也常见医务人员整装待发，一片白衣执甲的感人场面。这些语言和形象的象征内涵、情感底蕴完全契合并且有效呈现了当时国人的现实感受和情感指向。

对国人来说，真正的战争硝烟虽已散去，但有关战争的叙事并未走远。《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等小说和改编的影视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人的战争想象。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某种程度上说并不仅仅是创作技巧，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叙述态度。当我们在和平年代面临这样一场浩大的“战争”隐喻时，文艺家很容易从曾经的战争叙事中汲取审美方式、叙事手段，受众也会顺理成章从战争叙事中找到与当下抗疫作品产生共鸣的途径。

关于胜利的浪漫主义想象，对英雄的刻画和讴歌，关于死亡的悲剧意识，构成了“战疫”文艺作品创作主题和情感表达的主要倾向。在强大的“战争”隐喻下，医生、护士有了战士的形象，绘画和摄影作品对他们出发或返回的场面情有独钟，这些画面被阐释为“出征”和“凯旋”，从而使作品具有高度的象征意味，并很自然地被大众接受。病毒被人格化为敌人，这一方面便于艺术作品的形象表达，一方面也是抗疫的需要。医疗专家因高度契合在“战争”阴影下人们对英雄的渴求，有关他们的诸多作品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指向——对英雄的塑造和讴歌。

“战争”隐喻背景下，短期的、即时的文艺创作更注重舆论引导性和社会功能性，这既是现实需要，也是文艺家应有的选择。在毋庸置疑的紧张感挤压下，文艺作品更强调大多数人的意志，强调民族情感和社会共同理想。

但疫情终究不是战争。二者之间虽然由于有着巨大的相似性从而形成了被普遍接受的隐喻关系，但差异仍然在很多细节处存在。疫情是人类肉身上阵的遭遇战，感染疫病的痛楚、等待治疗的焦虑、失去亲人的苦痛都是极其个人化的经验感受，文艺必须承担起对这些具体经验进行表达的责任。

经历过最初的慌乱、迷茫、疼痛之后，当大众乃至整个社会开始对疫情进行反思，文艺领域也就相应出现了对“战争”隐喻在一定程度上的主动疏离。今年年初，石家庄疫情来袭，很多诗人的创作就体现出这种倾向。胡茗茗每日记录居家期间的个人感受，在日常书写中记录大时代的悲欢，作品克制、简洁，不放纵想象，也没有情感的泛滥，她将这些作品以“有些事只有亲历才能讲述”为题统括之。韩文戈、李寒、辛泊平等诗人也力图站在亲历者的角度对疫情进行个人化的独特书写。这些作品体现了文艺对人的生存体验的细致呈现，是紧张气氛之下关于普通人生活的平和表达，是对“战争”隐喻的反拨和补充。当时间的距离被拉开，当我们从“战争”叙事的隐喻中回到个体经验，关于疫情的每一个数字都是具体的、个人的、感官的，每一个事件都会进入个人经验从而成为时代记忆，每一段记忆或者故事都会被文学艺术发现并不断书写和重建，这是战时状态缓和后人们的必然选择。

疫情状态下的“战争”叙事为每个人创造了参与感，为我们在最短时间内凝聚力量提供了精神动力，这并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引导，更多的是人类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应激反应，是我们所需要并主动选择的结果。但同时在文艺创作中也要警惕过度的“战争”隐喻导致大众对于赋予荣誉、宏大叙事一类话语的逆反情绪。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提出对疾病的叙述要“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她的论断有其具体语境，但就当下的疫情叙述而言，避免隐喻性表达的过度泛滥，避免意义的无效扩张，让叙述回到经验本身，也许正是文艺家的当下表达所应该具有的现实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