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平

乡土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镇。乡土文学的创作实践，是五四新文学“从天上落到地上”的努力，是让新文学、新文化的现代性思想理念，落实到中国社会的现实中。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是“乡土性的”。所以，乡土文学实质上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和视角，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审美发现。乡土文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启迪。重新认识这些审美特征，深入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乡土文学创作有着有益镜鉴。

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把乡土作为审视和批判、怀旧和惦念的对象，而作者是站在乡土之外的。作家与乡土审美关系的“外视角”特征，决定了作家笔下的乡土是一种静态的、一种确定的情感样式和文化形态。比如鲁迅写阿Q的精神胜利，在“优胜记略”里，阿Q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到结尾的“大团圆”里，阿Q依然想着“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这个特点与新文学的启蒙性质相关联，因此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一部分作家从审视的、批判的立场去看乡村，看到了麻木、愚昧和冷漠，他们笔下的乡土文学因此具有了批判和启蒙的性质，如鲁迅的《阿Q正传》。另一批作家从怀旧的、惦念的立场去看乡村，看到了淳朴、善良和温暖，他们笔下的乡土文学洋溢着怀旧的温情和田园的浪漫，如沈从文的《边城》。不同的作家与乡土之间建构了差异化的、不同向度的审美关系。笔者把这个特点概括为作家与乡土审美关系的“全向度”特征，它是五四时期多元化思潮相互激荡的必然结果。

从解放区文学中的乡土叙事开始，到围绕土改、合作化展开的文学创作，是乡土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作家看待乡土的视角发生了由外而内的变化。作者不再是站在乡土之外的观察者、评判者，乡土也不再是被审视、批判或怀旧、惦念的对象，而是成为历史发展和变革的主体。这种变化既表现在情节结构中，也表现在人物塑造上。例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土改工作队从进入暖水屯，到走进暖水屯农民心里，是一个生动的过程。伴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是张裕民、程仁、侯忠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玉林、郭全海、老孙头（《暴风骤雨》）等一系列农民形象不断觉悟和成长的过程。当小说的叙述和描写不再是某种单一的生存状态或文化形态的呈现，而是深入到人物欲望和历史动机的内里，追寻着人物朝向自身目标的具体行动时，我们确定这是一种基于“内视角”的文学叙事。

但与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相比，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差异化的审美视角消失了，代之以同质化的思维向度。于是，在“土改”叙事中，佃户长工无论与地主之间曾经发生过怎样的经济关系和情感关系，最终都将觉悟并站上揭露和控诉东家的舞台。同样，在“合作化”叙事中，虽然有人会表现出犹豫不舍和抗拒，但这种犹豫不舍和抗拒总是被视为落后、守旧甚至是反动，很少去关心其中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显然，“单向度”审美视角下的文学叙事，有利于凸显新与旧、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的冲突和对立，却无助于表现深邃复杂的现实关系、情感内涵和社会生活的历史具体性。

新时期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乡土文学创作是其发展的第三阶段。在新时期乡土文学创作中，一些与农村经济改革发生关联的作品，比如贾平凹《鸡窝洼的人家》、何士光《乡场上》，其审美焦点通常不是落在具体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上，而是投向了人，人的尊严、个体生命的价值和爱的意义，表现出审美对象的“复合化”特征。这一方面说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有调动经营者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度、有边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地透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去观察和理解当代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难以产生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叙事。另一方面则折射出时代精神的嬗变。如果说围绕“合作化”展开的乡土叙事，曾深入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的曲折过程，充分发掘了集体主义的潜能和魅力，那么新时期乡土小说则更专注于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专注于人的情感历程和人性内涵的丰富性。比如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它们往往半是对乡土世界的发现，半是对个人青春的伤逝；半是对传统文化糟粕的批判，半是对生命意识的反思。总之，新时期文学中的乡土叙事已经不甘于仅仅是对乡土心无旁骛的凝视。当然，这种变化同时也表明，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仍然是农业大国，但随着现代工业体系的初步建成，中国已不再是当年的乡土中国，关于乡土的文学叙事也必然出现新的变化。这一时期有分量的乡土叙事，往往不会把笔触局限于乡土，比如《平凡的世界》。在路遥笔下，乡土其实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乡村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动机，往往要在乡土之外、在更广大的世界中才能得到解释。而视野一旦被时代生活打开，即使是面对历史、面对前尘往事的乡土叙事，也会打上时代精神的烙印，作家的视点会超越于乡土之上，安置在更高的地方，比如《白鹿原》。在陈忠实笔下，白鹿原的故事始终被一个更大的故事包裹着、牵动着，它是“塬”上的故事，又不仅仅属于“塬”上。

梳理这些历史启示，有三点值得今天的乡土文学创作思考。

首先，作家应努力构建置身乡土之中的“内视角”。在当代中国，乡土不是一个静态的、自在的、被审视的对象，作家不能满足于站在乡土之外，去冷静地审视它、愤怒地批判它，或者热烈地赞美它、深情地怀念它。构建置身乡土之中的“内视角”，意味着把乡土看作是自为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具有自觉意志、动机和目的的历史实践活动的主体。他们是乡村变革的主人公，而不是消极等待被救助的贫困户。

第二，作家应努力构建“全向度”的审美和思维模式。面对当代社会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的现实，乡土文学创作必须超越“二元思维”模式。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有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同时春种秋收又是农民的生活方式，土地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所以它无法计价。前者是历史理性，后者是人文情怀。今天的乡土叙事，有责任把它们统一起来，有责任完成“全向度”的观察、体验和描写。

第三，作家应努力把乡土置于具体的现实关系和普遍联系中，呈现一个“复合化”的乡土社会。今天的乡土文学不应逃避现实，不应淡化现实关系和普遍联系。这种普遍联系包括横向的、空间性的联系，比如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经济与文化，进城与返乡，联产承包与土地流转，环境污染与绿水青山等等。也包括纵向的、时间性的联系，比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只有把它放在自土地革命开始的艰苦卓绝的历史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它，才能更真实、更准确地呈现当代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历史具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