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我来讲，总是有一种“母校”的亲切感。

毕竟，我的第一部书，也是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经由这家出版社出版问世的。上世纪50年代，我第一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改选》，算是进入文学的课堂，获得了一张入学证；上世纪80年代，终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冬天里的春天》，由写短篇小说，到写出长篇小说，在文学课堂里的训练，也可以领到一张结业证书了。

那一天，当我拿到样书，捧着那白纸黑字、装订成册的我的第一本书，走出出版社大楼，就在拐弯的南小街里觅了一家清静的小酒馆，坐下来，要了一小瓶酒，给自己倒上的时候，有一种在大学里通过论文答辩的轻松、愉悦感。当然，内心里又不轻松。

说实在的，经历了那些年艰苦不定的生活，自己对世界通常表现得比较冷漠，很长一段时间里，低着头走路，闪避所有熟识的面孔，甚至连笑一笑都不会了。

那一天，透过酒馆浑浊的玻璃窗，映进来的薄薄阳光，居然将那两本厚厚书籍封面的黄色，照得灿烂，甚至辉煌。显然，那是错觉。然而，这热烈得让人心暖的光彩，使我早已无泪的枯涩双眼，竟不由得潮润了起来。

因为这世界，曾经那样为难我、拒绝我，所有的门窗，都对我紧紧关闭。我以为，自己不会再有重返文坛的机会了。其实，应该宽容，应该淡忘，应该大胆地向前看。希望，绝不会错过任何人。

幸而有文学，文学使我相信，世上有崇高、正义、公平和友爱；否则，恐怕早就失去勇敢生存的意义了。另外，文学也给予我一种自我能力的肯定。其实，心里也在赌，看到底能否做到“人还在，心不死”。想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当然不能输到最后。

审视我的文学生涯，从心底里感谢两个“人民文学”。一个是发表我处女作的《人民文学》杂志，另一个便是出版我首部长篇小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如果说，前者使我走上文学之路，那么，后者则是认证了我从事文学的资格。如果说，第一次发表我的作品，只是表明了一种可能性；那么，拿到第一部我亲笔耕耘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像是为我颁发了一张“毕业文凭”。

这是中国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学出版社，新中国的文学出版事业是从这里起步的。很骄傲，我恰恰是从这座名校里走出来的一员。

还记得，第一回走进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那天——1979年5月的某一天，得知出版社在找我，连好坏参半的想法也不敢有，我便拎了一只很大的手提包，准备去装回退稿的这部长篇小说。因为我私下里揣测过，在很少有人尝试的长篇小说创作当中，那部作品的命运，是不会被人理解的，更不敢企求有谁赏识了。

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这座大楼，到了80年代，已显得相当局促，甚至寒碜。办公室里的桌椅板凳，甚至能与文学史上响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当作文物也无妨。我想，每一名作家第一次走进这座破旧的大楼，对那无奈的苍老、陈年旧书的气味，都会怀着谦敬之心。我也不能例外。沿着许多同行走过的楼梯，踩着忐忑的步子，走进那条黑黢黢的走廊。然后，一扇门在我眼前打开了。

的确没想到，在这道大门里，我得到一个非常肯定的答复：用！

当然是意料之外，不但获得了一次以为不可能的文学机会，而且，还遇到一些心地很好、希望作者继续成功的编辑老师。曾叹息过，机会不再与我有缘；现在看来，只要争取，在一个开始变好的年代里，未必幸运就会掉脸而去。

那部作品被拍板，自己的劳动被肯定，一颗悬着的心轻松地放下了……这是许多作家都会遇上的场面。对我而言，自1957年起，没再发表过任何文学作品，前后总共22年。八千多个日日夜夜以后，我等待到如此毫不犹豫的首肯，其中，没有丝毫的人情，没有最起码的请托。与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几位编辑的确是素昧平生，互不相识。想想看，能不被出版社的气魄与胆识，能不被编辑老师的赏识和重视，由衷地感动吗？

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史和出版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还是一名文学青年时，恰逢上世纪50年代，走在东四到朝阳门的马路上，便知道那座不起眼的楼房，曾是中国作家心目中的文学殿堂。当时，我仰望过，企羡过。想不到，20年后，自己能够置身于此，出版自己的长篇小说，那种“母校”的亲切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