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 牵

乡土题材曾是文学创作上的一方高地。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无论在市场热度还是创作力度上，很长一段时间都与其所承载的广度与深度不能对等。所幸还有作家凭着强烈的担当意识与写作自觉，在乡土文学这一题材上坚持耕耘并结出了硕果。周喜俊的《我的幸福谁当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即是这样一部求实之作。

作为“当家三部曲”的压轴篇，《我的幸福谁当家》在叙事年代背景上与前两部作品一脉相承并相互映照。作为一位有着相当观察力、思考力以及创新追求的作家，周喜俊并没有沿用前两部已趋于成熟的叙事框架，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了“我的幸福谁当家”这一极具发散性的问题，并通过大量翔实的田野调查，用深厚的素材积累再现了生活在当代新农村的人们如何在家乡的沃土上努力谋求幸福的火热场景。小说开阔的视角与取镜，让作家在不落俗套的乡土乡情叙事中，不仅呈现了一部与现实同频共振的乡村振兴新篇章，也用文学的先验力量为广大农村在如何突破发展瓶颈这一普遍难题上，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从电视剧《当家的女人》到长篇小说《当家的男人》《我的幸福谁当家》，周喜俊的作品都体现了一个作家解构时代特点的敏锐性。乡村振兴作为时代的新命题，使得许多乡村事物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同样，生活在当下新农村的人与过去标签化的农民形象早已不能同日而语。在这样的形势下，尝试以新叙事来书写作品中人物的命运起落与他们的幸福之路就显得特别重要。

小说的楔子是开放式的，由外国记者的采访将乡土叙事纳入了向国际延展的广阔视角，这与小说最后的高潮部分，田军军、黄佳佳等金山峪的新生一代用国外学成的先进技术反哺家乡的人生选择在情节上形成呼应。这种将文学性和当代性结合在一起面向未来的写作架构，既全方位展现了新农村开拓者的精神面貌，又用开放性的思考解答了“我的幸福谁当家”这一充满人文关怀的终极发问，更进一步揭示了新农村建设打破了城乡差别的顽固壁垒。这种前瞻性的笔触，为乡土题材的叙事提供了多维度的拓展方向。

在《我的幸福谁当家》中，周喜俊以曲折流畅的情节走向，摹画了一组性格迥异的乡村人物群像，凝练出了田水生、宋志明等在农村新旧矛盾冲突中奋发有为的中流砥柱形象。小说中新农村建设面临着各类现实问题，尤其是观念上的冲突交锋，这其中就有田水生、黄彩萍等与困难抗争的正能量人物和黄家兴、胡猛升等兴风作浪的投机分子之间的角逐斗力。此外，周喜俊还用戏剧化的人物刻画方式，寥寥数笔便让一些性格鲜明的群众性典型人物跃然纸上，如老太君、王大炮、花梅枝等。这些人物群像的塑造，一方面使作品回归浓郁乡土气息的传统叙事，另一方面对主要人物起到了有力的烘托作用。如果说周喜俊在人物上的着力用笔体现了民间百态，那关于孔雀湖、恋人石的自然生态描写，既为田水生与黄彩萍的爱情主线埋下了伏笔，也为后来的生态农业发展打好了铺垫，使得整部作品的民间叙事达成了地理空间上的绵延递进而顺理成章。

乡土题材的文学创作对作家解构时代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我的幸福谁当家》里，乡村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在场，如宋志明经历的“土地联产承包”“包产到户”，田水生经历的“农田综合治理”“土地集体经营”，金山峪新生代的“大学生创业”“有机农业”等，这些特定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给作品中每个人物的乡村生活打上了深深烙印，甚至左右了他们的命运。如果说人们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幸福，对于当前生活在新农村的人们，幸福到底在哪里？小说给出了答案，乡村的生态建设与每个人的福祉紧密相连，幸福最终落实在“农业生态”这个时代关键词上。

从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农业生态建设一方面体现在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方面，如通过规划现代农业科技园、发展生态旅游等途径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农业生态也体现在新农村的文化生态建设上，让乡村不断衍生出新的文明，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乡土题材写作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波澜壮阔的史诗式写作和原生态的田园牧歌式写作。《我的幸福谁当家》则不同以上，它是如行板一样响亮的民间新叙事，小说中每个人物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长短各异，有的故事中还套着故事，这些节奏明快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幅民风淳厚的乡野风情图。但周喜俊并未止步于此，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乡村振兴也并入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如同动车提速，金山峪的生态农业一体化具有不可估量的前景，而这也正是这部反映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新叙事，在行板的逐拍快进中联动迸发的具有震撼力与爆发力的尾声，这声音充满希望，并久久回响。

周喜俊以她深入农村、亲近乡土、视野敞开的写作姿态，用《我的幸福谁当家》这样有质感的当代长篇叙事，抒发了为人民鼓与呼的赤诚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