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少杰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读《制器尚象：中国古代器物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能在研究器物原有的形态制作和流传演变的同时，亦着眼当时的社会动态与文化生态，读取被器物封存的历史信息，探寻先人文化思想演变的雪泥鸿爪，并在今人造物和艺术生活中得到镜鉴与启迪。

说到器物，首先考虑的是它的实用功能，这物件是做什么的。但随着时代的更迭，曾经的器物身份也会发生改变。比如，看到一组铜锈斑驳的编钟，今人想到的是这是文物。然而当年铸造编钟的人，一定不是为了让它日后成为文物，而是为了演奏音乐。器物不仅会随着时代转变身份和用途，也会在文化发展中脱离形而下的束缚，被赋予新的内涵。如镜子本是人们用来辅助修饰容貌整理衣冠的生活用品，后来成了德行鉴戒的符号象征，甚至被赋予了哲学意义和宗教意味；麈尾被用来掸尘时，微贱庸常，但魏晋清谈之士持之，反可彰显身份营造气场；绳墨、规矩是古人做工绘图的工具，却因其特性而被代指律法、准则等。器之于道，庶几相近矣。

“古董有其当代性，文物遗存在某种意义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何谓文物遗存的悖论性？文物的古旧，是相对其制作的年代，无论距今远近，都已杳然而逝。我们能看到摸到的每一件文物，实际已不是当初的那件器具，而是现今的一种存在。当初之造物，不会有锈迹、残损或各种环境影响下的变化，今天看到的文物，也脱离了当初的功能性和象征性，拥有了新的身份和使用方式。明白其亦古亦今、若废若宝的特性，更有助于我们在完整的时空中理解器物和人、器物和文化历史的关系，让器物文化能与时俱进，发现其在今天和未来的价值。

或许，明代士人看待器物的方式尤值得学习。在“日用即道”的价值理念影响下，他们崇古而不沉迷，创新而有追求，“以评价设计艺术的形式标准替换了以往的器物年代、品相和政教意义的标准”，相信在某些方面，“近人远过前人”。觚壶用来养兰，蛤蟆蹲螭作为镇纸，即使仿制品也可以受到关注和喜爱，“不得于古，具此亦可以想见上古风神，孰云不足取也”，由此，可以切切实实地感受器物实有的温度和触感。

无论器物带有怎样的光环，人是对其认知和把握的主体，人要自信地生活在当代，让古旧的器物和传统文化为今人服务。微言之，这是今人当具备的务实态度；宏观之，则是一个大国和大时代应有的文化自信。这自信不是用古旧器物营建出一座座学术壁垒和文物迷城，而是让古代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活力，获得重生。